黄增炎画展在广东美术馆展出
黄增炎画展于2006年1月24日至2月12日在广东美术馆展出。
黄增炎，1991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教育系获硕士，现为广州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基础部主任、硕士生导师，广东水彩画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画院画家。1996年获中国首届水彩艺术展铜奖，1999获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金奖，2000获第五届全国水彩、粉画展览银奖。
其创作在纸上做类似油画的底子，用水彩在底子上着色，画出了斑驳的肌理效果，画面厚实而笔意抒情。
这次展览中“水果系列”造型夸张、硕实、丰厚，民风民俗味浓厚，亲情人情感人；“土陶系列”质朴、自然、怀旧，人具有的美学品格凝聚在与物的交融之中；最新创作的“人体系列”古典风格中带有几分象征主义的情绪，慢慢品读，耐人寻味。
18世纪法国水彩画、19世纪英国水彩画大都用干画法，体现体积感和空间感。“干笔混合技法”，在颜料里调入胶合剂，为黄增炎多年创作经验的成果，这似乎也是作品具有力度的原因，新的创造使作品更具有民族性，水彩本是边缘的“小画种”，在这里似乎又成了“大画种”，黄增炎的获奖作品主题性人物创作就非常具有“大”的含义。
本次共展出70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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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花野草”——江宏伟工笔花鸟画展
“闲花野草”——江宏伟工笔花鸟画展将于2006年1月24日至2月19日在广东美术馆举办，届时将展出江宏伟先生近期创作的工笔花鸟画作40幅，展厅为12号展厅。
江宏伟1957年生于无锡，1977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现任教于南京艺术学院。作为一位长期濡染于现代学院派艺术的传统中国画家，江宏伟的工笔花鸟画取法南宋花鸟，浸以个人对江南风物的长期体味摹写，作品糅合中国画清雅风格及现代式的古典情怀为一体，领悟发掘传统工笔花鸟画的精髓而于当今工笔花鸟画坛格局中自成气象，为中国当代工笔花鸟画的代表性人物。
江宏伟似乎从来没掩饰过自己对宋画的迷恋，并长久回味在那优美柔弱的形态和古意盎然的灰暗调子中。但他平时却甚少临摹宋画，“看自然仿佛在阅读宋画；读宋画仿佛在看自然。”这并不是一种搪塞其词的态度，而是他长期独濯画室的心灵独白。辗转创作返徊于客观的自然空间和物像充溢的现实空间，非以平淡安然的心态作铺垫，实难以在画面局部各处的推移行进中，体会到水色与纸面的摩擦和撞合，更幻化为室内乐般的清怡效果。
严谨的白描勾勒和反复多次分染制作生出的丰富的肌理底色，是江宏伟苦思求索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线形与色韵情致变化时所持的写实态度。这种自设的创作过程制约性，更希望是用单纯的劳作来表达一种理想情境式的丰富。他的画细腻之余，不失一种大方而开放的气度。视觉上的无限包容和人格上的亲和力，带出一股平民化的单纯气息。与古画相对映，豪迈中窥见婉约，直抵物象最简单的真实。面对生活的淡然与从容，不追逐浓脂艳翠，只寄情于闲花野草，江宏伟的工笔花鸟画艺术，在一种单纯的行进式中，愈加接近了久违的文人意趣。
此次以“闲花野草”为题集中展出的40幅工笔花鸟画，均是画家近二三年来的佳作。对闲花写照，与野草自语；画家的那份自得闲适之趣，就在笔下静静地流淌开来。江宏伟曾不止一次地感叹身居都市的清寂，高度机器化的现代工业城市试图将各项规则及功能性特征强行赋予给自然万物。这些散落在都市郊外的闲花野草，尽管自开自落，颇觉落寞，但入得画来，却是倍感亲切与自然。如果作为观赏者的我们，也能从中品出淡淡的怀旧感觉或生活的另一番意味，那也不枉已尝试过一回闲适的滋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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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百钧工笔画展
由广东美术馆和中央美术学院主办，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协办的苏百钧花鸟工笔画展于2006年1月24日在广东美术馆展出。此次展出花鸟工笔画共52件，展出时间至2月19日。
苏百钧生于1950年，现任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美协理事、广东美术创作院画家。苏百钧先生在当代花鸟画坛早有名声，此回检举多年创作精品出示同道，以求交流，使我们得以领略其艺术情采，堪为春华独寻，秋实共赏。
花鸟画背负深厚传统，面临时代创新，一直是绘画走向当代的艰难领域。百钧先生早有省思，并坚持深研学理，面向生活，推敲形式，锤炼笔墨，故有今日蔚然大观之积累。其探索不已的精神足以钦佩。
在他的作品中，传统精义成为支撑，现化感受则为引导，笔下形象生动而丰富，作品气象清雅而别致。最为突出的是，他的创作重在造境，绢素空间成为花鸟生命的家园，均是有情有感有形有意之境，可以说，他是新时期以来中国花鸟画创作走向“大花鸟境界”的一位突出的中年代表。
也许，更值得欣赏的是苏百钧先生沈潜治艺的心境。他不善言辞的性格和内倾的心理，使他的艺术历程成为不断向内心走去的过程。在接近和体察物象之时，他对悟鸟语，独领花义，感怀自然奥秘，解读生命要义，走的是花鸟艺术当代发展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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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影像·(1966-1976)朱宪民摄影展
展期：2006年1月22日—2006年2月23日
展厅：10、11号厅
朱宪民是中国当代摄影史中具特殊地位的摄影家。在他这个年龄段的摄影家中，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期间，少有像他这样在有意无意之间，以朴素、自然、忠实于生活的态度纪录平民百姓生活的，朱宪民是个真正的例外。
1970年代朱宪民作为一个职业摄影家，一方面因为工作原因拍摄了许多为意识形态服务的模式化图片，另一方面，还拍摄了在那个年代极为少见的百姓生活的自然状态，为那个时代多少填补了一点百姓日常生活影像的空白。我们应当珍视这些许的空白，因为，这样的图片是那个时代职业摄影人图片档案中极其少有的。这些不多的图片为历史留下了可贵的真实纪录。
这两类完全不同的影像，尖锐地对立与矛盾，这种对立与矛盾恰恰体现了那个时代普遍存在于人心的一种矛盾状态，体现了那个特殊年代扭曲的社会环境。我们不能说朱宪民是个先知先觉者，但他也许是个服从于自我情感与体验的先行者，尽管这种服从也许仅仅只是朦胧不觉的潜意识流露。正是有了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眼光与立场，才能将一个摄影家的真正处境与状态呈现出来，正是这样两种不同的立场与价值，才使朱宪民显现出那个年代中一种诚实的影像人格。
批评家杨小彦先生说：“我相信当年，也就是1977年前后的朱宪民，大概并不关心许多旁人看来属于重大的理论问题，可这丝毫也不影响他的影像行为。他手持相机穿梭在与自己完全相异的人群中时，他本能地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旁观者与见证者的立场上。他不回避底层人的场景与表情，并不表明他也要加入“伤痕大军”去怒喊什么。对他来说，他只是看到了，然后拍下来。他用偶然的瞬间建构自己的镜头，然而再转换为结实的影纹。于是，旁观就成了见证，旁观者就成了见证人，所有的旁观也由此获得了历史的价值，定格住那永远也不会再出现的瞬间，并存留到今天。”
我们特别邀请朱宪民先生在广东美术馆举办了这次个人摄影展，并得到先生的大力支持。朱宪民先生将展出的全部作品捐赠给广东美术馆，大大充实了本馆的人文纪实摄影收藏。在此，我们谨代表广大观众对朱宪民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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