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我不是移动通信方面的专家，怎么被“卷进”到3G之争中来了呢?原来我的老同学、老朋友李进良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人士，现在居然还当上了由搜狐IT和科技日报联合策划的“3G超级PK台”的擂主了。他的著名的5论已经在网上广为传播并多处转载，而荣幸的是其初稿及多次修改稿也大都存到了我的电子信箱中。我们有个约定:不论你乐意不乐意，也不论你懂与不懂，都得将对方的文稿逐字逐句的看完，并提出意见后发回给对方。“近朱者赤”我就这样也“薰”得些3G知识，由3D被“推”到3G领域来了,他也逐渐地了解我的专业--“信息显示”（包括3D成像）的新进展。终究得出了积极的结果：2000年我们还合写过一篇论文谈论到将来应采用由OLED做成的可卷曲的屏才能解决3G手机的小显示屏与因特网大信息量的矛盾。并在美国召开的“国际信息显示(SID)会议”上发表。当时OLED还刚刚做出来，许多人都不大熟悉，而搞通信的人更无从知晓，故引起与会者很大的兴趣。这也应验了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的一句话：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回想我们年轻时初入清华大学，他学的是电机系，我学的是物理系，总觉得有些隔行，而如今年逾古稀，却在同一个IT的大屋檐下工作着。我们惊奇地发现在显示领域由黑白电视发展到彩色电视再进而到高清晰度电视（HDTV）与移动通讯领域中的1G、2G从而发展到3G（第三代）的进程及遇到的问题何其相似乃尔！于是何不将在显示领域中所走过的路引为借鉴提供给移动通信领域的同仁作参考。我们两人先后应邀在搜狐及新浪等著名网站作客时我都在配合李教授从另一个侧面来阐述其论点。但由于时间的限制，不可能说得太多，于是在这篇文章中应说得更详尽点。

　　此外，我的好友已上了PK台作了擂主，我能坐视不管吗？PK是Play Killer的缩写，Killer是“杀手”的意思，听起来是有些吓人的，沾有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盛行的“决斗”的味道，“决斗”的双方常有他的密友相伴而行，我就扮演着这个角色。而真正成为流行于国内成为人所熟悉的这一个名词是轰动一时的“超女”PK，也总是有一方泪洒舞台，在“粉丝”们的簇拥下悻然离场。好在这次科技领域内的发起的“3G超级PK”在开场白中对PK重新作了定义，对游戏（Play）规则作了界定，上面说的那种场面不会再现，这我就放心多了。于是逐渐由被动变成主动来参加这场PK。共同讨论、共同争鸣，截长补短，彼此提高，共达真理的彼岸。加上我是从另一领域的前车之鉴来观察这一领域的新发展，也许有“穷人暴富”之嫌，但也许能“旁观者清”，总之光着背晒太阳能得到温暖，这却是无容争论的事实，而听一点局外人的看法又有什么不好呢？于是鼓起勇气来参加这场涉及全民族利益的大辩论。

　　我的第一个意见就是每项新技术的切入，首先要掌握大方向。要站得高、看得远，要从各个侧面来观察这才能全面，故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回顾一下信息显示的发展历史，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日本最早搞彩电是从美国购买零件来组装的，后来学创相结合搞得好，终由索尼公司研制出一种新型的彩管叫单枪三束管(Trinitron)，无论是亮度还是色纯度都优于美国的三枪三束管，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输入国变成了输出国，并杀向美国本土。该年是1968年，正好是明治维新一百周年，梦寐以求的赶超欧美的愿望终于获得首次成功,举国欢腾。于是他们又马不停蹄地研究高清晰度电视(HDTV)，想成为这方面的霸主。早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着手这方面的研究，耗资7亿美元，终于在1980年研究出了一整套高清晰度电视系统，并且还成功地试播过，但是遗憾的它搞的这套制式是建立在模拟电路的基楚上,本身还存在着不少的缺陷。当时欧洲于80年代也赶紧跟进，也搞了通过卫星传播高清晰度电视的系统，遗憾的也是模拟电视。美国则在80年代末才开始搞的，它重起炉灶，走的是数字电视的道路，电路数字化是当时的发展大方向,且日益成熟，由于符合这个技术发展大方向，研究路线比较正确，结果反而领先。使得日本与西欧后来也不得不走回头路，也都改成为数字化高清晰度电视，白白地浪费了许多金钱和时间。所以我的意思不是什么东西都是越早越好。这个案例我觉得对于3G的发展是值得借鉴的，因为3G也是一个很大的与此相类似的体系。

　　我被卷入到3G之争是从“胡、阚3G之争” 开始的。而后李进良教授接力过来，发表了详细的研究报告来反驳胡鞍钢教授的观点。我除了阅读李教授有关论文外，也看过胡鞍钢教授发表的文章。我看胡教授的用心是非常良苦的，感觉到中国如果再不赶快上3G就越来越落后了，他忧心忡忡地提出了几个论点,要求上3G要越快越好。如果他的前提符合实际的话，那么这个结论自然也是正确的。但是通过李教授所列举的大量事实，发现他的前提数据不是很准确，因而据此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成问题了。胡鞍钢教授是一位知名度高的经济学家，当然要求胡教授能够像李教授那样很专业地了解移动通信的具体细节并进行研究那是不可能的，有些不准确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我们不可能要求二十一世纪的学者会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能横跨几个领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如能听到一些反面意见，并进一步进行思考就会离真理愈近，这将是个好事。我在搜狐作客时就用了上面的在信息显示中的例子作为佐证，来加强李教授的论点,同时提出了一个结论性的意见：发展3G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要适时。这等于我首次参加的一场重量级的PK。

　　什么是信息通信领域的大方向呢？要注意因特网的飞速发展使三网（计算机网、电信网，电视网）融合有了可能,这就是当前的大方向。美国搞CDMA，欧共体搞WCDMA，他这方面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早，当时因特网还没有十分壮大，他们忽略了这个大方向。制式既经形成，要结合因特网后来出现的优势就比较难了，至少会出现一些拼补的痕迹。而我们的TD-SCDMA为什么好，就是因为我们起步的晚，已经看准了因特网的优势，及早地利用了这一优势来制定制式，采用了许多新技术，并经过实践检验确实是好的，而且不只好一点,李教授的5论中有专门一论谈话TD制式的优点，这就是兵法中所谓的后发制人。有些思维定势的人似乎有些不相信这点,觉得外国科技发达，怎么还不如中国的制式好呢，仔细地研究一下上面的解释不也就清楚了吗？所以说中国的TD制式好，也不是出于爱国主义的激情，而是建立在可靠的实践基础上。

(责任编辑：韩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