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软件业连续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3月30日，国家版权局、信息产业部、财政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下发通知，要求政府部门购置计算机设备必须采购已预装操作系统软件的产品；

　　4月10日，信息产业部、国家版权局、商务部、财政部等又联合发文，要求在我国生产的所有计算机必须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

　　随后，在胡锦涛主席访美前夕，TCL、方正、同方、联想四大国产PC巨头分别与微软签署正版操作系统采购协议，总金额超过15亿美元；

　　而在4月26日，微软投桃报李，对外承诺未来5年内在中国市场至少要投入37亿美元。

　　这一系列事件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

　　丁秀洪：

　　很显然，这一系列事件之间是有密切内联的。首先，这是微软起用陈永正担任中国区CEO以来，多年奉行的“微笑”战略在中国取得的成功；另外，中国政府也试图借此向外表明其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坚决态度。

　　很显然，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正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压力。盗版不仅损害了跨国公司的利益，更严重损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国外媒体的报道中，各种讽刺中国盗版现状的文章和漫画无计其数。

　　最近几年来，政府在采用正版软件打击盗版上的战略步骤清晰可见：2003年-2004年，主要是在国家部委当中推行正版化；2005年，则基本在全国各级政府中间实现了正版化；2006年，正版化的目标又锁定在大型央企身上，同时，以政府文件形式强制所有新生产的计算机必须预装正版软件，斩断新增用户使用盗版的可能。

　　很显然，从前几年正版化的实施力度和成效来分析，2007年，正版化风波必然会进一步深入到“盗版市场广阔”的中小企业市场，到2008年，基本在全社会形成正版化。

　　显然，这带来的市场商机远非联想等四大厂商今年签给微软的15亿美元定单所能比。最近本报跟中国软交会联合主办“中国软件自主创新论坛暨中国软件自主创新排行榜”，我有机会跟诸多中国本土的软件企业和企业家交流，大家普遍对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和行动表示支持，但更多的是担忧，在正版化及保护知识产权带来的巨大市场中，本土软件厂商几乎没有实力去参与蛋糕的争夺。

　　“多、小、散、密”，这是我和诸多专家一道参与“中国软件自主创新排行榜”采访调查后的感受。中国本土软件数量巨大，国内大一点的城市都有自己的软件园，里面大大小小的软件公司难以记述。

　　但除了金蝶、用友、东软等几家稍大稍有名气的软件企业之外，中国软件企业的整体规模偏小，三五个人甚至更少的创业群体异常庞大。以广州为例，大大小小的软件企业超过1000家，然而营业规模超过1000万元者寥寥无几。当然，这一方面说明创业者对软件业前景看好，但另一方面，进入的低门槛和规模偏小必然影响竞争力——何况，与本土软件业同台竞技的对手都是类似微软、IBM这样的大家伙。

　　“散”则是说本土软件企业注意力分散，产品线过于丰富。什么软件都愿意做、都敢做、也都能做。我曾经拜访过一家软件公司，连创始人一共5人，但产品线却覆盖自主开发的OA、财务软件、办公软件等，同时公司还代理国内几家软件公司的产品。该公司对外的口号是“只要你需要，什么软件我们都能做”。对他们能否做到的能力我并不怀疑，但软件是一个技术密集度高的产品，国外很多软件产品甚至需要一群人用毕生精力来完善、维护和改进，类似上述这家软件企业这样的流水线生产，其产品的后续服务能力自然让人担心，而关注太多的产品线，也必然影响到公司的技术积累和核心竞争能力。

　　“密”是说国内软件行业扎堆现象明显，产品同质化严重。软件企业高管自立门户之类的事件对于公众而已早已不是新闻，一个高管另立门户，往往市场上就多了一个产品完全相同的企业。而同质化的结果必然是价格竞争，价格竞争必然影响到服务，进而影响到客户的使用体验，最终削弱客户对本土软件企业的信任。事实上，即便是业内知名的金蝶和用友，其产品同质化竞争已经非常明显，而彼此的任何一项动作，都必然引起对方跟进或模仿。

　　多而不强、小而不精，正成为中国软件业面临的普遍困境。在一次和软件业人士聊天的时候，大家曾戏言，如果金蝶和用友合并，国内软件业的竞争格局会怎样？这显然是值得想象的，双方合并，将占据国内中小企业信息化市场40%以上的份额，其竞争力无疑将大大增强。但不过是戏言，真正要合并显然障碍重重。这就是中国软件业的现实。

　　这也是我们报社参与主办“中国软件自主创新排行榜”评选的原因：中国软件业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一方面，巨大市场空间就在眼前，另一方面，本土软件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却偏弱，是该为在自主创新上作出卓越贡献的本土企业和企业家更多鼓励的时候了！

　　张海波：

　　说到自主创新，中国软件业长期给外界的印象都是自主创新不足，而且中国软件企业也总是长不大。作为一个曾经的软件人，楼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楼新平：

　　我应该是国内较早从事对美软件外包的，但2001年的“9.11事件”，不仅让硅谷1/3的工程师失业，也让我参与创办并担任总裁的“驿媒特使”走到尽头。之前，我的职业经历主要是从事软件开发。

　　“驿媒特使”总共做了两年多时间，是典型的有项目才成立的公司。股东一方为原埃森哲的咨询师，他也就成为我们公司主要的客户来源，最鼎盛时我们的客户包括通用医药、美国一家很著名的小额支付公司、加拿大的一家网上赌博公司等。

　　但“驿媒特使”之后，我就基本退出了软件行业，潜心于互联网领域。这几年也不断有投资者找上门，希望能够合作继续做软件。但我对软件业现状比较失望，我想从我的实际经验来谈谈困扰中国软件产业成长的主要问题：

　　首先是“软件产业族群”不成熟。一个国家软件产业市场竞争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单个软件企业的规模，更取决于是不是有一个发育良好的“软件产业种群”。这就如同美国软件业若是少了微软固然大为逊色，但只有微软而没有众多活跃的中小软件企业更不可想象。“软件产业族群”不只是个数量概念，更是一个“生态”概念。“族群”内各家企业应该能围绕市场需求既竞争又合作，产生“联动”和“合力”效应，达到共赢。

　　以软件发包为例，国外大公司的周围都有一批小公司，有做语音的，有做C语言的，有做Java的，大公司乐于通过“发包”和这些小公司分享自己的订单。就像广东东莞的硬件大制造，没有众多星罗棋布的小公司，整机厂家也难以生存，这就是产业链。

　　反观国内软件业，肯发包的软件大企业廖若晨星，基本没有外包意识，订单都是自己在做，感觉上是做大了，其实并不大。Sun公司搞了Java，但自己并不开发，他只是推出一个核心技术，搞一个标准，放手让别人做，自己也水涨船高地大起来。而国内倒过来了，什么都自己做，不肯放一点水。没有放水养鱼，产业链就出不来。

　　大公司不肯放水，受损害的不只是中国软件业的产业链和整体竞争力，还有大公司自身。

　　其次是资本市场不成熟。在做“驿媒特使”之前，我们美国的股东自己做过一间软件公司，他很快就获得2000万美金的投资，尽管这个公司也做得不成功，但创业者可以在充裕资金的保证下发展。而反观我们“驿媒特使”，最终走到关门出售的地步，很大程度是因为资金不足以挺过“9.11”之后的IT衰退期。

　　即便是风险投资看起来很热的今天，中国本土软件业能获得资金支持也非常有限。在有限的资金下，软件企业自然就只能急功近利，往往是低成本重复，也就很难说在技术上潜心研究，作出真正有突破性的自主创新产品了。

　　再次，“老板”文化和山头主义困扰程序员。比尔?盖茨最自豪的身份是“程序员”，直到如今也依然坚持写程序，而在美国五六十岁的程序员很多，很多公司的创始人不管企业做到多大仍然坚持写程序。但在国内呢，你们有见过50岁的程序员吗？哪怕40岁的程序员都很少见。

　　软件员在国内成了一个年青的职业，30岁以上都没有人愿意做程序员了。一些优秀的程序员要么改行做管理，要么就自己创业。自己创业往往是拿到一个项目就自己做，最终又做出一个跟原来东家一模一样的小公司在同一个领域相互竞争，最终谁也难以长大。也有一些程序员30岁后转行做独立程序设计的，但很多大型软件是需要团队协同的，单干模式显然难以长大。

　　整个社会对程序员价值评价的偏差，直接阻碍了程序员这个软件业成长最关键因子的成长，必然会拖累整个行业成长。包括我自己，也是被逼从程序员走上技术管理的道路。

　　最后，高校教育和实际严重脱节。我1992年读研究生的时候，学校学的是PASCAL语言来写程序，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用C++或PB来写程序，读完研究生，出来工作还得重新学。

　　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内高校的教育与社会脱节的现象稍微有所好转，但情况是，以前是老师自己不懂，现在老师懂了，但老师却忙着挣钱去了，学生自然也就很难在学校学到真本事了。

　　我是坚决反对高校自己做企业的，高校就是做研究的，高校有前瞻性的技术和专利可以以市场方式授权给企业。大学的水平低，外面的水平就更低了。

　　大学还应该有一个职能，扶持学生创业。比如Google的成功，很大程度是斯坦福的支持。斯坦福不仅支持了Google的创业，而且拥有其核心专利。很难想象，如果Google诞生在中国的大学会是什么结果。 (丁丁先生)

(责任编辑：刘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