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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对中国软件企业走外包道路的否认。但没有人指出究竟什么是中国软件业发展的正确道路。谁能给15000个（实际更多）的软件企业指出“正确”的方向？
“外包”仍是目前找不到其他更好出路的小规模软件公司能够快速赚取利润、维持生计并获得发展的有效手段，所有抨击和否定丝毫没有挡住小企业、甚至政府拥抱软件外包模式的热情。
对中国的软件企业来说，国务院2000年颁发的18号文件、2002年9月下发的第47号文件是历史性的里程碑。 这两项旨在扶持本土软件产业发展的重大政策，过去几年一直是企业制定发展战略的参考标准和媒体制作新闻选题的素材。47号文件甚至明确制定了“2005年软件销售额达到2500亿元，国产软件产品和服务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60%、出口达到50亿美元，软件人才达到80万”的发展目标。
遗憾的是我国的软件产业并没有因此获得重大突破，充其量是Linux代表们赚得少量钞票，国产办公软件在政府采购中赚来大把吆喝，少数拥有核心技术、专注于企业应用的软件公司如用友、金蝶尚在稳定发展。除此以外，目前为止真正可圈可点的大概就是软件外包业了。尽管人们的多数激烈评论是对中国软件业走“外包”模式的否定，但“外包”仍是目前找不到其他更好出路的小规模软件公司能够快速赚取利润、维持生计并获得发展的有效手段，所有这些抨击和否认丝毫没有挡住小企业、甚至政府拥抱软件外包模式的热情。
7月25日，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司长胡景岩在一次媒体会上透露：商务部会同有关部委正在制定软件产业扶持新政策，近期将正式出台。胡景岩表示：这次对于软件产业扶持新政的制定将更多考虑适应软件业发展的新情况，比如，18号文件下发之时就没有对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进行清楚的认定，也没有对从事软件外包的企业做更明确的扶持规定，这不利于促进软件外包企业的发展壮大。
软件外包受政府关注
有关统计显示，2005年我国软件产业总收入为480多亿美元，而出口约30亿美元，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出口不足9亿美元。30亿美元的出口额与47号文件制定的50亿美元目标相距甚远。但这并不能抹煞两份重要文件的功绩：到去年为止，我国经过认定的“软件企业”共有15000多家，实际运营软件相关业务的企业可能远高于这个数。由小及大、由散乱而规范，是一个产业走上正轨之前必经的道路。
如果说第18号文件直接引发了各地政府从征税、人才引进、土地使用等方面予以优惠的浪潮，第47号文件刺激了各地政府纷纷出台“软件产值预测”指导目标的热情，那么，近期正在涌动着的第三波政策扶持潮流不仅继续给予软件企业直接的资金和税收支持，还明确把优惠方向之一指向了软件外包。
7月11日，重庆市政府出台了《引进软件中高级人才优惠政策的规定》，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挖”软件人才到重庆的硅谷——软件开发园区工作，并给他们安排了30万元到3万元不等的一次性补贴。这些软件人才包括两院院士，在国外及境外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世界500强企业中的软件高级研发人员。软件企业可以申请建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其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两年期间，市政府每人每年将给予3万元的项目启动补贴。
在试图引进优秀软件人才的同时，重庆市对外经贸委员会正在组织当地10家软件企业前往印度“学习”，分享其软件外包产业的成功经验。据重庆当地媒体引述重庆市外经委有关人士的评论称“印度软件发达‘人所共知’，而这恰恰是重庆IT需要大力发展的方向”。除了重庆软件业走出去，重庆市外经委还将专程向印度企业界推介“重庆全球采购会”和“渝洽会”两大会展品牌，让印度企业界了解重庆。
而在深圳，常务副市长刘应力6月份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深圳将推出促进软件产业大发展的多项措施，包括重金鼓励资助软件企业能力认证，对每家通过CMM2级至5级认证的企业，分别给予以30万、50万、80万、100万元以内的奖励；直接对企业研发予以资助、补贴；对软件企业加大无息贷款和贷款贴息的补助；推进中小软件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对上市成功的软件企业给予最高200万元的资助；等等。据了解，深圳市政府和软件行业协会曾多次组团赴印度考察软件行业，包括印度软件外包业。6月底，刘应力在第四届大连软交会期间曾表示，深圳市去年软件产业产值达56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的14.3%；软件出口18亿美元，占据全国软件出口的“半壁江山”。
在大连，政府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发展软件外包业的指导政策，甚至把软件外包和服务业视为大连的新经济命脉。据市长夏德仁表示，大连为支持软件业发展做了6件事情：创建软件园、坚持国际化导向、推行国际标准、扶持重点企业、创造人才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不仅如此，夏德仁说，大连还将启动IT人才的
“大学后”，把那些在经济发达地区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召集到大连来，对他们进行外语和计算机专业的短期培训，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把他们培养成为各个大公司需要的人才，以解决大连软件业人才供应短缺的问题。
政策的支持何其大也。
政策与需求应两相适应
与政府的良苦用心相比照，但还有相当多的企业并不十分看重这些优惠措施，并不能通过这些优惠措施获得较大的实际帮助。
7月25号，由北京中关村软件园主导进行的《2005年度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产业研究报告》在京发布。《报告》显示，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迅猛，2005年市场规模（不包含嵌入式）达到3.07亿美元，预计2008年将达到8.42亿美元。
《报告》对北京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企业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19.04%的企业申请过政策支持，其中只有1/5的企业能申请到相关的优惠政策。这说明超过80%的企业一开始就没有申请过产业政策支持，没有争取过优惠固然不能得到支持。这是否从侧面提示了一个可能潜在的问题：政策支持有时候并不具备可操作性，或者并不能为软件企业的发展带来太多的实质好处，或者政策优惠并不适应企业的需求？
北京金道佳业是一个人员规模大约50人的小型软件企业，总经理周志光对本报记者说：公司大部分收入来自外包项目，客户主要是在华外资企业和国外企业；他认为在中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做软件产品比较难很快赚到钱，不如做外包见效快。而谈到国家和地方软件优惠政策给企业带来的好处，周志光表示：“没有太大帮助，就是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上给以了一些优惠”。
胡景岩司长在发言中提醒软件企业应先吃透现有的产业优惠政策，积极找到适合自己企业利用的政策，不要一味地等待新政出台，“但软件扶持政策也需要跟随软件业发展形势及时调整和重新制定。”
北京市商务局程玉华副局长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她称，18号文作为政府引导性文件当时只是从整体上给出了产业扶植的框架，并没有将软件外包的新情况考虑进去，而且现在海关对软件外包服务的出口统计还比较模糊，优惠也就无从谈起；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领域新的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也亟待制定。
一些地方政府和大型软件园区较早意识到这些问题，灵活制定出了新的政策。仍以北京为例，为了鼓励软件外包企业积极的开拓国际市场北京市商务局早就制定了“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等政策，北京市工促局也建立了“电子发展基金”，据《报告》调查显示，这些政策使企业受惠最大，企业的申请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
外包企业需加强内功
不过，对企业来说，政府并非一手遮天，政策的保护不过是开了一盏绿灯，市场中的发展最终还是要看各自的表现。而对政府来说，给一片地、给一些资金或者给一些税收优惠并不一定就能扶持起生命力旺盛的企业。
战略高于方法，方法重于接济。而基本能力则是各自练兵的结果。以重庆市为例，组织软件企业到印度洽谈软件外包合作固然难能可贵，但印度软件本身是信息服务主导型经济，当地四大软件公司以接受欧美大型企业的外包业务为主要经济收入。这些大型跨国公司绝大多数已经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而重庆市绕道印度，接受二次转包，就算接包成功，也是“豆腐盘成肉价钱”，利润率大打折扣。
印度第四大软件公司萨蒂扬大中华区总经理罗文德在采访中如此评价：“在政府的支持下打外包牌，好处是能够快速得到发展，坏处是不利于市场健康的竞争。”
与中国软件企业的“小规模”相比，萨蒂扬算得上一只大鳄。萨蒂扬3万名员工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分支机构和23个研发中心，目前正为489家全球客户提供服务。仅在中国，这家2002年才成立中国分公司的印度企业，便拥有300多名员工，其中95%以上的是本土员工。
罗文德对本报记者说：萨蒂扬在中国的目标主要是开发本土客户，如在华的跨国企业、大型国有企业，这占中国业务的60%以上，另外40%收入则来自海外的外包业务。
目前为止，印度四大软件公司全部都已经在中国落户，目标便是中国对软件和信息服务的庞大的需求。而金道佳业的总经理周志光却说：“国内客户不好做，逼着大家到国外找客户”。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Tekatur公司总裁James博士曾在采访中对本报记者说：外国公司找中国外包项目，对接包企业的项目管理和英语表达能力是基本技能要求，除此以外，也需要他们了解知识产权问题，并要求其掌握一些特殊的行业知识及经验。
但这对于接包方来说，意味着挑战。博大正方公司负责人表示：发包方有些很矛盾的需求，要求接包方有很强的专业技术能力和行业知识，但中国的接包方通常规模并不大，不太可能对开发人员进行很高成本的专业培训，所以，双方需要在开发人员的专业性和通用性之间达成平衡和理解。
不仅如此，中国软件企业规模普遍过小，所接项目通常规模也较小，一个大项目只需要一个项目经理但可以吸纳上百名程序员，但十个小项目却需要十个项目经理，这给管理造成很大负担。
但中国企业们似乎在对日软件出口中一路顺风。6月份在大连举行的中国第四届软交会期间，大连软件园总裁高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透露：大连软件园目前拥有约300家软件企业，其中40%以上为外商投资或者中外合资企业，而这其中，一半以上是日资企业。大连信息产业局副局长靳国卫介绍说：几年前，大连市对日软件出口或信息服务占大连软件出口总额的90%以上，但近两年，大连对欧美业务呈增长态势，对日软件服务已经下降到总规模的80%左右。
2005年，北京市软件对日业务占出口总收入的49.8%，对欧美业务占45.5%，来自印度和香港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占4.7%。
对此，萨蒂扬的罗文德说：“日本IT业是一个消费型产业，他们需要购买软件和软件服务；而中国和印度IT业是服务型。中国软件业比印度更加容易进入日本市场，因为在地理、语言和文化方面占据优势。”
寻找外包业的“蓝海”
欧洲INSEAD商学院W.Chan.Kim教授所提出的“蓝海战略思想”是指企业要想在未来取胜，就必须停止与其他竞争对手间的竞争，寻找亟待开发的市场空间，创造新需求，寻找高利润增长的机会。这些全新的市场空间就是所谓“蓝海”，与之对应的是指现有市场的“红海”。
刚刚度过十岁生日的大连华信提出了自己的“蓝海战略”。一般认为外包是一种信息服务，不涉及核心技术的研发，那么，何谓软件外包的创新，哪里是软件外包的“蓝海”？大连华信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军自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给本报记者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大连华信成立于1996年，当时那个年代更多的IT企业关注的是以硬件为核心的系统集成，而很少有人关注软件。大连华信成立之初，就把企业定位于以应用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服务为核心，避开了争夺激烈的“红海”——硬件系统集成，踏入了我们认为可以在未来有更大发展空间的“蓝海”——应用软件开发。随着信息技术和软件外包业务的发展，以劳动密集、成本优势为主要特征的低端软件外包业务逐渐由“蓝海”变为“红海”。现在，我们的蓝海是国外因为技术人员缺乏而急需我们提供服务的中上游软件外包和信息服务，甚至是整体的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说到“软件外包中的创新”，刘军指出：因为很多人接触到的软件外包通常是编码、测试或者数据录入等低端的服务，所以大家感觉它不需要多少“创新”，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他说：“创新并非是发明创造一种新技术，而是需要我们不断满足业务发展而进行相应的技术、业务知识、管理理念的创新。” (责任编辑：韩建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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