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炬中心梁桂 对我国技术转移公共政策的认识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朋友，非常高兴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关村电脑节，参加我们的发展论坛，中关村对于全国的高新区来说是自主创新在国家的创新中承担车马跑作用。我简要的报告一下我们对于技术转移公共政策的认识，公共政策主要是公共政府部门怎么样提供公共的产品，能够使得产学研更好的合作，产生更好的经济效果。

我报告的内容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公共政策的理由，主要应该针对于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我们对于技术转移，尤其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提供自主创新能力，在中国占到连全球研发经费4%，中国怎么样在全球下环境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怎么样在更开放的环境中能够去建设一个创新型的国家。第二，我们探讨技术转移预国家技术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第三，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下对于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些要点。第四，对于技术转移政策体系和策略体系的认识。以上都是我们的研究成果。 基本的关于技术转移的模型，通过产学研合作，通过学科，通过创业，形成在国内外市场上能够实现技术到商品直接跳跃的市场行为，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方面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就是在大学研究所和实验室，在技术阶段、在研究阶段的知识产权和经过产学研合作或者经过学科、经过创业然后做成真正做企业之前的雏形的知识产权。
    从研发的部门来说，自己创办企业很可能又是于自由的学术，包括国家大量的研究机构投入所形成的一些公共财政可能是不公平的，因为自己的研究是受到财政部门的投入。从产业部门来说，可能市场霸权，尤其掌握了一项技术的开发能力，对于市场的主导、垄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市场霸权随着开发不断的变化，所以他们对于这样一些信息部对称，很难说技术转移我企业中的独占，可能技术存在外溢的情况。所以不论是从研发部门还是其他的部门来说，存在着我们的系统失灵。 从国家的创新系统来看，胡锦涛总书记专门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围绕着政府环绕趋势有不同的投入取向，关键的因素怎么样形成市场和政府能够联手、能够实现整个产业、整个创新链的完整。
    我们看看美国的创新系统，美国的产业一直能做到整个技术研究，而大学研究院所只在基础研究，通过国家的实验室把创新链垫平了。德国的系统通过大学等等，产业做的很全面，通过任务导向的研究院所和国家的部门，这都是中间政府和市场共同投入的部门，把这个做起来。 台湾从1949年的中国科学院，然后大学做的稍微后端一点，他们通过工研院，通过他的科技园区，包括在后端提高工研院的基础服务，一点一点把产业带向前都。 我们感到我们国家的系统，无论是中科院、大学、实验室、院所，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服务什么都做，看我们的国内研究所、我们的科技园区、产业更多的趋向于后端。所以说我们的整个技术创新系统怎么样能够创建更加科学的创新系统，在创新系统里面实现要素的转移非常重要。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我们感受到整个设立主要强调创新系统的联合分工有序和创造很好的效率，这是美国的例子，无论从政府的投入、从产业界的资助，到最后所产生的现实效果，无论是小企业，还是直接转移多少的技术转让形成的经济价值，这是企业的竞争机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大学风险投资并不是重要的部分，美国跟欧洲的比较我们看到是完全不同的，这里面大学从产业界得到的资助份额上可以看出，也可以到欧洲美国的波士顿地区、剑桥地区不同的产出效果可以看出来。
    30年的时间我们感受到世界上全球，大家有一个说法“世界是平的”，我们经过IT的技术实际上全球高度的分工，从山顶上看全球都是平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感受到这30年来实际上全球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技术转让费用的支付情况非常大，大家看到从71年到03年有非常大的变化。以下三张表大家看，对高技术品、特许和版权、境外资流量等等，大家看从低收入国家、中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等等，实际上量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从发展中国家的整个比例看，尤其是中国整个GDP超过1千美元大关，我们看到71年到01年，实际上整个比例相对在全球的比例是降低的。这个大家看到是技术转让和进口，这个数字实际上有很大的增加，实际上我们进口的东西增加的非常大。所以让我们发展强者很强、弱者很弱，中间的类似于韩国、类似于台湾，实际上里面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出对技术转移来说，对全球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利益，因为技术就是国家的一个基本的利益，有不同的设计和安排。所以发达国家来说，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包括现在的巴统协议等等，包括美国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包括欧美的整个创新驿站，这个体系可以看到变化非常快。主要的做法是通过法律来固定创新系统里面每个主体的合理分工，通过政策来促进每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我感受到我们现在目前全球化的情况下事实上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一方面将近75%的技术转让额实际上来源于关联交易，主要来自于所在国控股之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来平移利润，实际上对于周边的溢出主要是针对不同的地区，如果他的研发强度比较高，可能有正向溢出，假如当地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弱实际上是负面的溢出或者技术吸入，所以这样的一些思考对我们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反思。 我们体会在中国现阶段更多的是挑战大于机遇，不是机遇大于挑战。一方面我们国家的创新系统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在转轨过程中大家看到现在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因素。第二方面我们感受到，因为技术就是一种国家利益，中国实际上5千年的文化，真正的企业就是30年，尤其是技术企业成长起来。在跟上全球舞台代表国家力量的情况下，我们感受到还是很弱，尤其面临着国家强大的竞争。所以我们必须要着眼于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着眼于全球环境下的自主创新，这里面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想法，要着眼于完善政策工具，提高创新效率，要学习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来全面的落实好各方面的一些新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