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视标准“选秀”乱象 难找中立第三方

　　在这场独具中国特色的“国标选秀”中，似乎很难找到一个非利益中人，原本属于第三方的评估专家也先后卷入是非争执，其公正独立性受到怀疑

　　“泰美不参加了。”11月9日，北京中苑宾馆，手机电视／移动多媒体国家标准（下称手机电视国标）测试工作组和监理组第四次工作会议临近结束，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称国标委）高新技术处处长戴红此话一出，与会者均感意外——五家手机电视国标申报方案只剩了四家。

　　原定的五个备选方案，分别是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下称广科院）与北京泰美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泰美世纪）提交的CMMB方案、北京新岸线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新岸线）提交的T-MMB方案、清华大学提交的DMB-T/H方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提交的CMB方案，以及中国标准化协会提交的CDMB方案。

　　这是一次延宕太久的测试。按照国标委此前制定的“手机电视／移动多媒体国家标准工作方案”，手机电视国标的验证性测试应当在2007年6月30日至7月30日之间完成，12月底正式发布，以实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六大举办城市播出手机电视节目的目标。

　　来自新岸线的声音指责说，测试时间拖延的主要责任者是广电总局。广电总局方面先是迟迟不向国标委提交手机电视标准；在信产部提交了四个标准后，广电标准的提出方——广科院和泰美世纪答应测试却屡屡爽约。在新岸线看来，广电总局一直希望直接将广电标准付诸实施，而拒绝承认国标委在标准问题上的作用。

　　广电标准一方则向《财经》记者质疑国标委及其内部专家的公正性，指责国标委在设计检测标准时，就偏向于检测新岸线占优势的技术。

　　这场围绕着手机电视的标准之争，再度将一个问题抛在了台前：中国到底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选择机制来决定产业标准？中国的相关主管部门与行业权威在推动自主创新与保持客观中立之间，又应该保持一条怎样的分界线？

　　鲍东山入局

　　这是一场漫长的恩怨，新岸线一度有机会与广电联手。

　　2003年，曾任美国老牌航天国防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顾问的鲍东山回到中国，先后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之后，他和一批海归共同创办了北京新岸线软件公司。

　　在国外期间，鲍东山已经意识到了手机电视和移动多媒体发展的巨大潜力。回国之初的2004年，在给广电总局、信产部上课时，他就已向对方提出搞手机电视，只是没有引起重视。2004年下半年，一直看好手机电视前景的广电总局科技司副司长王联给了鲍东山一次机会，支持其做手机电视技术的研发。

　　手机电视成为多个跨媒体产业关注的焦点并非偶然。进入3G时代，电信运营商所拥有的充足带宽需要大量视频内容来填充，而广电运营商刚好拥有大量互动式的数字化内容。互联网、电信网与广电网清晰地交汇在手机电视这一关键点上。

　　新岸线当时提交给广电总局的手机电视方案共有上中下三套，广电选用了下方案，即采用基于欧盟的DAB（DigitalAudioBroadcasting，数字音频广播）技术开发T-MMB。DAB技术2000年前已在大部分欧洲国家正式运营，可以很快产业化。

　　“最初，广电总局给了我们很多指导。”鲍东山说，在与广电科技司达成共识之后，广电科技司也曾经向其许诺，可以将其推广为手机电视标准。

　　新岸线的方案一度很有机会成为中国手机电视的标准，他同时也在寻求信产部和发改委的支持。不过，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新岸线与信产部和发改委相关部门关系密切起来，是在同广电总局分手之后。

　　2006年8月30日，新岸线联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工程师办公室，对T-MMB方案做了第一次外场测试，结果相当不错。当时，测试报告的结论是该系统可以保证与DAB、T-DMB系统的兼容性，此外，T-MMB系统的频谱利用率是T-DMB系统的1.6倍。

　　但这个结果受到一些支持其他标准的运营商的怀疑：“这个测试是在夜间，其他的信号都已经关闭了，而且，测试只匆匆进行了两天。”

　　令人意外的是，2006年初，广电总局推出了一个本系统的手机电视国标方案CMMB。促使广电总局改变主意的，是形势的突变和高层的重视。

　　2006年2月，上海东方明珠利用韩国T-DMB方案试播了手机电视业务，获得成功。之后，北京北广传媒旗下的悦龙数字广播公司使用同样的方案试播了手机电视业务。中央领导视察了这一业务后，称赞“手机电视是好东西”，引起了全国各地传媒对手机电视业务的重视。T-DMB方案的成功试播，也让手机电视产业化真正成为可能。

　　不过，各地在搭建手机电视网络过程中，所引进的标准并不相同。中央领导就此表态，请广电总局牵头，从国家标准入手，力争使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他还指示，IPTV（网络电视）、手机电视具有双重属性，既是通信增值业务，也有新媒体属性。但考虑到国家战略安全，不把它作为通信增值业务，而纳入新媒体范畴。

　　由此，广电总局暂时获得了对手机电视发展的主导权。随后数天时间内，广电总局连续开会商讨手机电视国标事宜，并最终决定，放弃新岸线的T-MMB方案，转而推动有下属单位广科院参与的CMMB方案。

　　泰美出炉

　　在某种程度上，广电总局转而支持CMMB方案，与错失数字电视的国家标准有关。广电总局一直有意推动本系统的手机电视国家标准。在与鲍东山合作之前，王联就曾找过泰美世纪总经理申红兵，希望他能参与手机电视方面的研发和产业化工作。

　　泰美世纪成立于2003年，由原CWILL公司首席科学家刘辉、原大唐电信国际部总经理申红兵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广电总局下属的广播科学院占有公司51%的股份。

　　但当时忙于数字电视地面标准的泰美世纪并没有接受这一任务。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广电总局开始与鲍东山合作。“当时手上没有人。”回首当年，申红兵不无惋惜地说道。

　　不过，三年后，情形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鲍东山最初提交给广电总局的T-MMB方案是基于欧盟DAB技术提出的，与同样基于DAB技术的韩国T-DMB方案有着很深的渊源。

　　韩国T-DMB项目启动于2003年，韩国情报部门为此投资了4000多万美元，组织三星、LG等公司集体攻关，于2005年基本上完成产业化。

　　目前，T-DMB手机电视在韩国已经有600万用户，并推广到了其他一些国家。2006年，上海文广集团和北京北广传媒建成的手机电视试验网络即使用了这一标准。

　　而在韩国T-DMB标准逐渐崛起的两年时间中，中国却深陷于地面数字电视标准的争夺中，广科院在这场竞争中落败。

　　2003年，广科院与泰美世纪合作推出了TiMi方案（Terrestrial InteractiveMultimediaInfrastucture）。2004年8月国家标准委确定的三家融合方案中，TiMi方案本来也在其列，最终却因故退出。

　　错失数字电视国标之后，广电总局决定把原来的地面标准TiMi改造成适用于手机的STiMi，并在其核心技术基础上提出了CMMB，力争在手机电视标准中拔得头筹。

　　多位接近广电总局的人士证实，2006年初，广电总局曾考虑过直接将T-DMB宣布为行业标准，已召集专家讨论，并提出了八套配套方案，原计划在5月1日之后宣布。

　　但是，由于信产部以及诺基亚和微软等公司提出不同意见，只宣布了DAB为数字音频广播的行业标准。2006年6月4日，广电总局在党组会议上做出最终决定，推动泰美世纪的手机电视方案。

　　据了解，为了促进CMMB的运营，2007年1月，广电总局已经成立中广卫星移动广播有限公司（下称中广卫公司）。“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需要非常巨大的资金支持。”一位地方广电的高层介绍，如果此事做成，将解决广电长期以来缺少一张全国统一网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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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CMMB已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试验网，下一步还会扩展到30多个城市。这些试验网的设备投资全部由广电总局埋单，由其成立的中广卫公司负责运营。

　　申红兵告诉《财经》记者，目前，北京已经设立了三个发射塔，信号已经覆盖六环路以内的城区，只是深室内覆盖还需要一个过程。

　　在2007年上半年，广电总局又调整了CMMB项目的管理班底，原青岛广电局副局长孙昭辉受命入京，出任无线局局长，负责CMMB的推进工作，同时担任中广卫公司的总经理。进一步加快了CMMB的网络建设，据地方运营商高层介绍，9月，广电总局已发出通知，可以到广电总局领取CMMB设备，参与CMMB的建设。

　　广电拒检背后

　　2007年10月29日，国标委给五家备选方案发出正式通知，要求各申报单位提供设备和技术方案材料，于2007年11月10日前报送国标委，以供测试组开展测试工作。

　　“我们并没有接到要求我们参加测试的通知。”11月9日，泰美世纪副总经理李群告诉《财经》记者。

　　但在外界看来，广电总局似乎并不打算接受检测。事实上，早在2006年10月，广电总局就已经先行将CMMB方案宣布为手机电视行业标准。在致国标委的复函中，广电总局明确表示，如果国标委支持CMMB由行业标准升格为国标，就参与评选，否则就不会参与。

　　广电总局的这一纸复函被其他申报方广为诟病，“考试前要求只有自己一定考上才会参加考试，这是什么道理？”新岸线的一位高层质疑道。

　　在他看来，广电总局本身是泰美世纪的大股东，所主导的CMMB方案实际是部门利益的产物。

　　而据接近广电总局的人士介绍，广电总局力推CMMB的计划，早在去年6月4日的党组会议上就已经决定了。这位人士分析，这一方案一方面可以让其重启其谋划已久的卫星计划，另一方面也能扭转之前在数字电视地面标准中出局的不利局面，“手机电视本身尚在其次”。

　　不过，对于拒绝参加测评，广电方面也有自己的说法。广电方案一位人士曾经向《财经》记者直言，此次评选实际上已经被主管部委所主导，“各家技术标准的优点和缺点不一样，现在的测评方案是为某标准量身订做的，只测它的长处，专测别人的短处，很难让人信服。”

　　“如果从创新程度来说，广电标准肯定是创新最多的，这一点不用怀疑。”一位参与了广电标准最初阶段论证讨论的地方运营商技术人员透露，“也正因为如此，其产业化程度可能是最慢的。”

　　另一方面，有人质疑新岸线标准是否属于自有知识产权。另一家参选标准的内部人士甚至称新岸线标准为“穿着中山装的韩国人的方案”。

　　鲍东山对此并不认同，他解释说，新岸线标准是在韩国DAB基础上开发的一种技术标准，而DAB组织由于此前在国内推广不顺，已放弃了相关的知识产权。新岸线明确告诉《财经》记者，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新岸线标准所做的评估报告结论是，新岸线不需要为此向国外公司交一分钱专利费。

　　新岸线同时给《财经》记者提供了一份名为“CMMB移动多媒体广播中涉及国外专利技术说明”的文件，列举了CMMB所涉及的22项专利，其中21项在国内实施需向松下、东芝、爱立信、诺基亚等国外公司和机构付费。

　　寻找中立第三方

　　在了解进展的业内人士看来，目前提交的五个备选方案中，表面上看，竞争最激烈的就是广电标准与新岸线标准，实则背后已演变为发改委与广电总局的角逐。

　　2006年10月，广电总局宣布CMMB为行业标准后，发改委、信息产业部等政府部门仍然支持新岸线将T-MMB系统做下去。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这实际上暗含了发改委和信产部对于广电强推本系统标准的不满。

　　据悉，在发改委主导的TD-SCDMA二期建设过程中，新岸线从中获得了其中价值4000万元的“基于TD-SCDMA多媒体多点传输业务平台开发建设”的项目。

　　事实上，在此前HDTV、有线电视数字化、数字电视地面标准等多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不同部门意见抵牾、久议不决的现象屡见不鲜。

　　当此时候，决策部门通常在代表不同部门利益的方案之间调和，推出所谓“融合标准”。一个最近的事实是，由于清华和交大方案的融合难度过大，原定8月1日实施的地面数字电视国家标准目前仍然不清晰。

　　一位多年辗转于科技部、国有电信设备公司、广电系统的资深业内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在过去TD-SCDMA、WAPI、广电网络数字化进程中，各种技术标准的制定和研发，往往采取行业主管部门与技术开发团队联合的模式。这一模式的好处是，能将主管部门的政策资源与专业团队的科研实力充分结合起来，弊端也显而易见——由于部门的政治利益与研发团队的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使得诸多国家标准在制定之初就已偏离了最初的方向。

　　一些科研机构也很快认识到了挂靠主管部门的好处，他们往往在项目研发之初就主动寻求主管部门的政策支持。泰美世纪是广科院控股的公司，与广电总局利益本就捆绑在一起；鲍东山也一度谋求与广电总局联手，未果后转而寻求发改委和电信部门的支持。

　　在部门政治利益、研发团队经济利益之间，原本属于第三方的评估专家却先后被卷入了这场是非争执，也因此，其公正独立受到怀疑。这也是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参评的广电方面最大的疑问。

　　在一封日期为2006年12月15日、由有关专家就手机电视国标问题致国标委的信函中，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院士、清华大学信息学院前院长李衍达院士、两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陈俊亮、原国家广电部副部长何栋材、北京大学信息学院院长何新贵院士建议国标委，宜参照地面数字电视的做法，由国家数字电视领导小组（国家发改委）牵头，责成权威部门成立特别工作组，加快制定国家标准的进程。首先尽快设立中国国标，然后努力将其推向世界，使其成为国际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信的开篇，几位专家就先历数了新岸线标准的优势以及新岸线公司的技术实力。

　　而在随后成立的手机电视国家标准专家评议组中，邬贺铨院士成为评议组组长，何新贵院士也成为评议组成员。

　　“当时（写信的时候）的情况还没有现在这么复杂。不过手机电视标准最终还是要以测试的结果为准。”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何新贵表示。

　　而现在的尴尬在于，在这场独具中国特色的“国标选秀”中，似乎已很难找到一个非利益中人了。各相关部委不同程度卷入不同标准之中，行业专家也各有倾向；基层的运营商们一方面仍在亏损中为等待产业化而打拼，一方面也早已在不同标准中投上了自己的赌注。

　　中国推进“自主创新”，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但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各行业的相关主管部门以及专家们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在“支持”而非“参与”之间画清界线，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中国的数字电视刚刚起步，但围绕着数字电视的不同行业标准已屡屡开火，成为各种“自主创新”标准提出方的战场。手机电视标准之前的数字电视地面国标已因各方争执不下，而最终裁定为融合标准，但由于各标准方都不愿再投入资金技术推进融合技术，正陷入一场跑马圈地的态势之中。现在的手机电视标准正一步步走上同样的道路。

　　“标准本来是为了保证最大化的兼容，现在却成为某些部门追求垄断权力和垄断利益的工具了。”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路风直言。

　　多位广电运营商的高层告诉《财经》记者，当今世界的知识产权体系已与DVD时代大不相同，在专利池制度下，专利边界已经很不明晰。以欧洲DMB技术为例，韩国运营商在将DMB升级为T-DMB之后，已经大幅降低了知识产权风险，而韩国公司额外的专利费用只有8美分。

　　“新岸线和泰美世纪收取的专利费用能不能在这个价格之下？牺牲整条产业链的利益，扶植两三家产权都不明晰的所谓自主创新企业，是否值得？”

　　这位运营商提出的问题需要回答，一个更需要的问题是：中国何时能找到一种公正权威又为各界广泛信服的机制来选择出真正有市场竞争力的“自主创新”标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