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积仁: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在这样的会议上跟大家交流一下关于在软件外包主题下的一点议会。

　　因为我看多很多专家展示了大量数据，而且现在软件外包已经变成一个越来越热门的话题，我们中国软件企业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今天我们开始谈到外包概念，在这样过程中，我们自己也耗费了很多时间，中国企业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成熟。

　　我们首先应看到外包是一个大的趋势。刚才大家也谈到外包不是单纯地降低成本，不仅仅发包方市场对他们的压力，这样的概念都便的更加强烈了。比如最近一段时期，欧洲跨过公司在更多研究外包。我们对外包的理解，特别是中国企业对外包的理解看法不一致，我们在最开始软件发展初期事实上很不看好中国软件企业外包的行为，我们认为中国软件企业水平最低的是做外包了，最高的做创新了。但是这十几点走下来，我们发现中国许多创新的企业在创新上没有成功，而从市场上消失了，我们发现扎扎实实做外包的企业开始创新，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我想从三个方面谈一下走出外包的误区。

　　第一个观点，外包不是简单的工作及我们一谈外包就说外包是低端的工作，我认为外包从低到高是一个无限制的工作，这需要一个特别综合素质和能力。这包括三方面内容。

　　首先，外包过程中最简单的一个劳动往往需要最综合的素质。比如BPO的外包，“毫森特”，我印度人在培训的时候把印度人的发音变成美国人的发音，我相信很多人都需要一年的时间把发音给改过来。我们在大连做BPO业务，我们说辽宁能讲韩国语言，但韩国和北朝鲜讲演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要注意细节。比如“考森特”，他拿一个电话在芝加哥的客户，他能把美国的地图背到每一个街区的程度。我们说我们软件工程师会很多，但是当我们做一个很细节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最基础的工作与一个最简单的工具差距还有很大差距，一个软件工程师做“巴不”的数量需要另一个工程师同样的时间来解决，在这个解决的工作中我们对“简单”这两个字有了真正的理解。而中国真正缺少是能做简单而把简单工作做的很好的工程师。而这在方面我们有很大的区别。

　　第二点，做外包我们业务要求特别综合。我们的软件人才业务就不是很综合，我们编制一个软件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项目管理，什么叫做质量等等，所以在这样过程中，我们面对着一个我们几乎所谓的简单知识结构比较完美的人，大家在一起工作，我们发现在知识结构上更趋向某一方面，所有这些方面都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在这方面能做得更好一些的时候，我们能用现在工作量的80%来完成一个工作，而现在我们要更多的时间。因为人和人之间在通讯方面所影响的成本以及在信赖上对成本的影响，都是十分无形而且巨大的。

　　另外外包从技术角度上也不是最简单的及我认为外包有两个趋势，一个是根据企业流程把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包给别人，另外一个趋势是把自己做得不好的工作包给别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看到很多的产品在创新的产品也成为外包的对象。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需要中国企业在建立他外包价值链方面，如果从技术角度上也能到高端，我想这个空间是相当大的。比如台湾。台湾成为一个外包很重要的世界的基地，它的最大的潜力就是ODM，比如全世界PDA，都是台湾做出来最后跨国公司贴上他们的标志。像数码照相机、手机，现在做手机的公司贴了它牌子的手机，这是ODB的方式，在知识产权也是。所以在这方面当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跨越市场不同阶段需求的时候，我们的外包就变成无论在技术上和对我们能力的需求方面都是一个宽泛的定义。

　　我看到许多在BPO领域里做得非常成功，事实上他们在人才需求已经完全跨越了我们传统的结构，要懂几国文字的理解，你懂财务，你要对各国的财务体系都要有一些利用。所以在这样几个产业里面我认为它是一个简单而在表面而复杂在内涵的这么一个产业。中国在这方面将会面临的挑战就是必然的。所以中国企业很多的选择往往说，我在中国做了业务几年之后觉得不成功，还是退后一步做外包了，事实上它是从一个相对简单的工作选择了一个复杂的工作，他会感觉到原来外包的工作比原来的工作还要痛苦。这是第一个误区。

　　第二个观点，外包并不是一定要在国外工作。

　　刚才说SP怎么在工作外包，我们中国人都在想怎么找到外国人宝宝，他们向怎么在中国企业里面找到更多外包机。事实上东软我们90%是中国外包，10%是外国外包，这里面我们获得了很多建立了联盟的关系，比如海尔，这种外包服务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首先我认为外包不要理解为国外拿到中国，未来中国会成为全世界最具有潜力的外包市场，我相信全世界做外包的都眼睛盯中国，为什么盯中国，因为中国能够外包的本土能外包的零点几不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我们看到日本软件外包，他有了富士通、日立等等大公司，以及国外公司在日本的设置，事实上日本本土企业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外人看来没有很大的名气，但是营业额却很好的这样的企业。另外一点外包除了本土的政府之外，制造业跟外包将密不可分。中国今天制造大量数字产品，比如全世界电脑在中国制造的已经卖到全世界的60%多，数码照相机都占了50、60%的份额。这里面越来越多的软件需要本地化，这种分工在它的整个价值连上，他越来越难以把这个在不同区域里面，成本在没有太多区别的时候，把它跨区域进行。这方面中国制造业绩能力，而且制作里面和硬件的结合将会给中国企业在制造产品上能找到更多的机会，而这机会本身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合作环境，包括中国和日本。

　　日本是世界软件大国，日本更多软件除了本土使用之外，日本在数字化产品里面大量软件使得日本有一个庞大的软件开发队伍，一台今天的手机五百万行的软件只有四年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大概一百多万，这样一个手机需要一个工程师开发，这样手机更新的速度，就导致了为什么大连这么多日本企业能建立研发中心，和中国一起来做这样的产品，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做这些设备的工厂，包括零部件的采购也在中国，软件实际上只是他提供的一个部件。

　　最近我看日本很多产品有相当大的进步，你买数码照相机，数字摄像机，你看里面提供的操作，中文，简体字、繁体字等等。在本地化过程中，从软件产品制造、CD、说明书、另外一个拉动的产业，网站等等方面，都使得制造业后续沉重了相当大的就业继续的产业，这种产业使得我们大批量从事另外一个行业的人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

　　所以我认为在软件外包要看到中国本土市场，看到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另外外包已经不在于包给谁了。一层层的包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流程不断改进，全世界正在重新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定位正在重新构建一个生态系统，自己找准了自己的能力，而互相依赖，而共同生长，我想这是世界能走到今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过去二十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大连可能的每一天有几千的外国人在我们这里工作，有次我从日本回来，我看非常里有大批的东软的人。他在新的环境下互相沟通，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跟时候阿尔派，在大连软件园里有一个三层楼的研发中心，硬件是日本的，软件是中国的，而制造是在开发区。这是在新的形势下一种新的融合，我们传统在分工中严格的划分已经变得很模糊了。

　　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ERP软件提供者，我们过去上的时候，我们问题这个企业把人力资源外包了，那么我上的时候是上给这个企业还是上给外面呢，这是新的模式带来的思考。

　　第三个观点:外包不是技术的概念，外包是一个文化。

　　外包是建立在一种信赖基础的一种非买卖的契约。外包更像两个合作伙伴婚姻的关系，他一旦走到一起的时候，就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克服困难，而在外包过程中，双方所担心的特别是发包方所担心的更多的是风险。我看到一个数据，特别是在嵌入式系统，日本企业把软件进行外包的时候，他的设计师最担心的是风险。最近媒体对日本嵌入式软件社会方面质量的影响。你看外包合作伙伴双方的关系是多少重要。我们软件所造成的损失在一个汽车里面，所造成的影响是你软件成本的几千倍。当一个产品卖到一百万人手中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为一个“巴”服务，唯一的选择就是召回，破坏一个品牌所带来的杀伤力。所以无论这个工作多简单，就变成了把他企业的一部分变成了依赖于变化。这种信赖的关系需要建立。一个经过漫长逐步一步步走过来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稳定。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企业，要在信赖、理解对方基础上下工夫，才能把外包做大。我们要尊重客户对他的社会，对他客户的一种责任感。一个软件是在汽车里面，在手机里面，当你一个软件交出去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影响。我们中国软件要为自己设立一个不可一种体现，你不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不能够为你的客户的利益、安全带来保护，你就没有生存空间。所以在这方面，我认为外包不是一个技术的难题，它包括了你对客户的理解、一种文化，如何建立一种信赖，如何能够跟客户一起发展，特别是为你客户创造价值，并为自己带来发展空间。

　　所以我认为外包对中国企业来讲并不简单，而我们在对外包的需要看法上面，如果不从这样误区跳出来，我们就不会走向规模，就不会在世界的市场上树立我们的信赖，我们也不会把这种产业规模做得更大。我想中国本土一步步扎扎实实，不要试图跨越式发展，扎扎实实找到自己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往往来自于细节。

(责任编辑：韩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