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22—25日,第四届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在中国大连举行。第四届软交会以“自主创新.国际合作”为主题,将全力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自主创新,以促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的国际交流合作作为核心任务。
本届展会将分别举办全球软件和信息服务高层论坛、中国软件自主创新论坛、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年会、第四届中国国际IT人才教育培训高峰论坛等活动。
搜狐软件频道对第四届大连软交会进行全程现场报道。
曲向东:大连市副市长戴玉林博士因为有重要的公务不能出席对话,我们请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所长穆荣平教授、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教指委副主任、宁波大红鹰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俞瑞钊教授、联和运通控股公司董事长张树新女士、Novell全球副总裁丹尼尔先生。欢迎各位,我们下午的论坛我想大家听起来和上午有了一些不同,我们还是持续我们上午的话题,就是产学互动,提升IT人才的职业竞争力。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上午更多集中在宏观法体上部,也更多把期望寄托再教育体制改革上。我们上午曾经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速效的办法,但是下午我发现两个结论,第一个,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中国所独有的,刚才丹尼尔先生讲到我也注意,美国用一个数据,也是61%的统计数据是我们需要的岗位找不到人,美国也是一样,所以我得到一个结论,这是我们IT产业所的一个现象,我们期望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是不够的,我们自己要做一些事情。第二个启发是我们过程达内学院的韩总介绍达内经验的时候,我们要结合我们东软软件学院一些经验,其实我们发现他们做的就是速效药办法,集中我们产业的力量,把这样一个缺口当时一个市场机会,迅速的切入,一方面解决IT企业和大学生的需求,另一方面实际上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一个新的产业机会,所以我们下面能不能还是继续我们的话题,再深入的探讨一下,在产学互动,提升我们IT人才的竞争力方面,我们有哪些机会做一些什么。
俞瑞钊:这个题目非常好,特别是教指委,我是高职第一线的老师,我们是非常强烈的促进产学结合,但是我们非常郁闷,郁闷在哪里,我们每到一个计算机IT产业他不太欢迎,那就是说对方要我们互动,我们也非常强烈希望互动,但是去了以后他表示说很抱歉,以后再说。
曲向东:为什么呢?
俞瑞钊:这就是说我们IT产业需要什么人到他们互动,也许我们的学生还不够,这一点我们非常希望双方有一个更加清晰化的,细节化的沟通,问题在哪里。
第二个问题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不能速成,我非常赞成。我最近在想,我们IT产业能适应国家的发展,特别是我们高职,我原来是浙江大学,我现在在高职,我站在高职上说确实不能速成,也就是说要提高IT高职人员的质量要打持久站,原因很简单,高考没有改革,高考没有改革,我们的学生本不是不愿意学,是怎么学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比较困难,所以我强烈呼吁要赶快改革高考制度和硬式改变。第二个我们教师队伍还不是很完善,第三个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下实行宽进严出比较困难,不实行宽进严出学分的改革是很难实现。最后很多人讲我们的人才队伍现在是一个橄榄型,我们希望是宝塔型,我们现在培养出了很多人才,但是他们不要,我的问题是国外的宝塔型,宝塔底端高职为主还是大学生为主,如果他们是以高职为主,我们一定会努力。
张树新:接着教授的讲,我想这里有几个主题词,一个产学互动,还有一个IT人才,何为IT。从一个家长的观察开始,我女儿去年在美国上大学,她念了美国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学院,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就是她的学科设置。因为她是美国中学出来的孩子,所以她在念高中时代一直自己选课,所以她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还在选四科美术,她喜欢美术,她喜欢计算机,同时其实她是一个愿意读漫画的孩子,所以她有很多故事的构造能力。非常有意思,她是一个GPA不高的孩子,因为她学生学科拉分,她不去念,另外ICD考的也不是很好,我们非常幸运,在全美排名很好的一个名校既然收了她,为什么收她,因为她是恰巧那个学校要的孩子,她具备三种能力,第一种是技术操作能够非常之强,今天的计算机已经是绝对的硬科学,这个硬科学就是大量的工具其实使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孩子玩儿游戏的计算机操作水平,我相信比我们今天很多计算机教授高得多。第二个是她的美术本身,就是她的构图和基本美术的一些技能,画的素描,因为她天生喜欢,因为她参加全美的美术竞赛,都得了很高的成绩。第三个事情,创意能力本身。我后来观察这个学校很有意思,他的学科设置在一个孩子身上,是围绕这三种能力一起设置的,于是我作为一个观察,我在想,我们都在讲创意工业,我们最近很多讨论创意中国,如果说我们创意中国需要大量的人才,我们的人才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是靠计算机软件学院培养的软件工程师们没有美感,不懂美术,然后要有一个中文系的学生把故事写出来,然后要一个美术学院的学生把图画出来,再由我们设计师设计出来产生未来的创意工业,无论是创意电影,
还是游戏,我们创意工业还可能?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个工业绝对不是软件工程的,我们以前引见软件工程我们觉得跟全世界开始接轨了,像刚才讲的,很多低端的软件加工,印度已经走在前面。我们经常讲创意中国中,中国具有很多的竞争能力,但是如果我们将创业行业,信息技术,IT技术带来的变化要求复合型的学科设置,我们基本上不具备的话,是不是在未来竞争实际上这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是一个师资,那个学校有一个汽车系,是宝马公司在里面设置的,他的师资非常有意思,他四分之三师资都是兼职,全部是企业的设计大师企业家,因为那个学校离好莱坞很近,他的师资四分之三结构来自于企业,来自于工业界,我们觉得今天东软软件学院已经在中国所有应用教育中走在非常前面的话,我觉得还只是在四分之三,有四分之一已经非常了不起,就是工业界的资源和学校资源的融合。
第三件事情真的是产学互动,因为我送她念书,我们在学校里逛,发现几千个学生的学校,有上百个奖学金,这些奖学金是索尼建的,苹果建的,所有跟这些行业宝马,需要人才的企业大都在这个学校设立奖学金,你学生可以自愿申请,除了学校的奖学金,这个企业奖学金是你对企业的理解和对这个学科的要求。这个观察回到我们刚才教授讲的,假如我们中学教育是硬式教育,孩子们除了高考,我们必须把漫画扔,我们把创造能够降到最低,我们来到大学好不容易进了大学的门,我们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师资本身离我们工业实践很远,这时候问题就来了,这个工业和学之间就像一个玻璃墙,大家看得见过不来。打开这个玻璃墙不是学校努力和工业问题,可能是系统问题。
丹尼尔: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观点,就像我在今天下午发言的时候已经谈到了,首先我们有一些看一看我们学习,以及我们开发软件的方式。我们知道对一个企业来说,关系是促进业务发展一个最基础的动力,比如说你到全球旅行,在谈到谈论问题的时候,我所看到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关于学术的讨论太多了,我们讲的,我们考虑的都是关于学术战略的东西,但是我们对于行动,对于实际的东西考虑太少,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在每一年我们教授到这个行业,到这个企业去做一些什么,每年做一次那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种持续关系的维护,来促进产学之间的互动和研究,而且要了解这个行业需求是什么,另外我要很好的倾听我们的变化,而且我们要对信息信任,第三种有这样一个新的观点。我们总是在在说,而且我们采取的行动又太少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立刻采取行动。这点非常关键。
穆荣平:我接着刚才几位嘉宾的讲话,一个产学互动少一个,为什么互动不起来,我觉得学生还有一个协调的功能,需要政府的参与。日本常常提的是管产学,仅仅产学其实由于利益主体的问题,他可能产生一些不协调,这需要政府协调。从话语来谈政府可以做很多工作,第一个我刚才在演讲里也说了,企业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他对人才的需求,实际上不仅仅是对人才的需求,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在创业时期他需要的人才可能更需要管理。而在规模发展时期,他对于技术,对于开发可能需求更多。也就是说政府怎么样降低企业发展的风险,我觉得承担,或者说分担企业发展的风险,人才培养是一个方面,从怎么样营造一个人才培养的良好环境,能够对培训机构提供一些支持。
另外一个既然讲到IT人才,他不仅仅是产业所需要的人才,实际上高端人才我在演讲里也说了,我们国家整体上落后是全面的,不仅仅是产业方面的落后,在研发方面的落后。一个产业要想引领事业的话,我想你的技术方面没有引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体系里面,从大学里面到我们现在高职这样看起来是完整的,实际上是割裂的,或者说在组织上,资金投入方面都有很大的欠缺。我刚刚去英国,英国有一个大学,按照中国的说法叫广播电视大学,但是这个大学他有20多万学生,但是他能够提供最优秀的教材,而这个通过远程教育能够使高等教育也好,职业教育也好真正大众化,我觉得这样的工作模式能为我们IT产业教育界人士借鉴。
最后我想讲,随着我们跟国外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们还要有信心,我们要追赶追赶,我们追赶到什么时候是一个头,按照创新型国家建设,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资源整合,能够提高整个资源的效率,我想我们有可能追赶得上,因为现在人才不仅是数量的问题,质量的问题,还有配置的问题,现在配置的问题可能要大于其他两方面的问题。
曲向东:谢谢穆教授。其实大家可能听出来的,我们五位的观点其实并不太一样,我注意到刚才丹尼尔先生的观点可能跟我有点类似,他不断的强调商业机会,我其实一开始的机会是商业机会,我感觉有速成的办法,俞老师觉得没有速成的办法,还是上午谈到的话题,就是教育体制的问题,只要你存在着学历教育,而且是从高中开始,甚至我前一段时间会我的中学母校,我发现居然高中就开始按照艺术门类分科,我感到很是郁闷,因为这样的人出来以后他可能什么都不是,这可能是更大的问题。我觉得有时候作为一个商业机会来讲,我们是改变不了,但是商业机会是要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做些什么事情。其实刚才穆教授您说到那个广播电视大学的时候,包括韩先生说到的达内学院,您刚才提到很重要的一句话,学院里有大专还有博士的,这就说明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培训机构,你要什么到这来找,我不是为了讨学历来的,我不是为了得到国家承认来的,我是为了得到市场承认,我是为了得到市场机会,这是不是一个机会?
张树新:刚才讲到大家说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案,既然是系统问题要系统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凡是有鸿沟的地方会有商业教育。这个鸿沟无非是企业往前走一点,学校往前走一点,还有制造一些新的商业模型,就是达内公司,比如说像东软现在做的实训教育,东软信息学院过去做过大学生创业中心,非常有意思的一点穆教授提到政府的角色,其实政府要做什么?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我们经常讲到大连会不会形成软件的另外一支奇葩,现在遇到一个瓶颈,这个瓶颈是大连有非常多的学校,每年有很多毕业生,我们招商引资来了很多IT企业,但是这两边没有对接,这个对接其实是需要一些专业机构服务的,但是这些专业机构能不能形成商业能力,这中间政府有没有针对性的扶植个补贴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假设我们政府除了招商引资,GDP、财政收入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专向补贴,说只要本地大学毕业生能够借助某些商业机构,把人留在本地,和我们招商引资来的一些企业对接起来,政府补偿他什么,是不是效率更高了。所以如果我们每年缺的人因为这样的一种补偿获得补助,或者除了我们向全中国招聘人才之外,我们把所有大学中间过来的桥,鼓励商业机构把它补上,因为今天像达内这样的公司,像实训这样的课程还是太少,太少还是因为这个行业商业机构不够。我听说达内公司从人力资源培训,到猎头公司,到跟学生就业中间获得的薪金挂钩,中间的产业链已经走的很长了,这中间是有风险的。包括我们教育部和财政部搞的学生信贷,怎么都能跟就业挂钩,这中间其实是有一些产品可以设计,政府是不是应该做更多的事情,除了我们花很多钱到全国各地招商引资,这个事情很实际,所以在现有的状况上大家都认为是现有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就我们能够补的一些产品方案我们做出我们新的教育产品,能够解决,能够解决本地的问题。我们当地政府有没有就我们未来的人才结构需求,和本地供应,和全国所有大学的供应做出这样一个基本的结构需求来,然后我们来支助,我想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
曲向东:这时候我特想放弃主持人身份,我最后一次多说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听说大连市干了一件事,就是由政府出一部分钱提供给一些大学,专门用于他从全国征集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然后由这些学校对他们进行就业前培训,然后让他们在大连培训,这个事一正一反两个方面都可以探讨。正的方面是张女士刚才讲政府在做事,政府做事完全是基于他的需求,不管怎么样全国大学毕业生没找到工作还是大学毕业生,经过一段培训在我大连就业解决我大连就业。但是另一方面,这个钱我不敢说不会,很难给到培训机构,还是给到大学,当然给到大学像东软这样的学校会好得多,但是如果大学本身的教育体制还是跟不上,他还是按照教学体制培训可能培训一年还就不了业,这是一个反的一面,所以这既然是一次商业机会,你就让真正的商业机构出现,这一是最关键的话题,不知道四位是否认同。
俞瑞钊:我实际上从事高职教育我是非常同意我们培养要面向市场,这是我原来跟浙大不一样的。我现在非常同意产学互动政府要介入,比如说一些大企业有责任要这样做,或者类似于其他国家减免税一些措施,因为他不会感到太亏,因为他也有利益,所以这些事情是大家要共动驱动的。另外同我们学校来讲,确实高职刚办起来,师资本身就缺乏市场观念,也缺乏职业训练,所以他是非常喜欢用传统的本科教育他的。我们这些学生在中学又是受压制的,所以有一句话大学在毛入学率走入大众化,而现在中学没有走入大众化。我也很同意我们这个系统工程,就是政府要做事情,政府要做事情,大学要做事情,师资要改造,这样的话通过一定的改造我觉得还是很希望的,因为这些孩子还是很聪明的,我们现在毛入学率才31%,他为什么不行,小时候会提问题,高三做了一年的怪题把聪明的孩子做死了,做呆了,到大学他要求潇洒,要求解放,我们得花半年的时间让他们心静下来,所以大家共同努力,我们一定会成,我们教育是有希望的。
丹尼尔:我想讲两个经验,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应该帮助这些公司取得成功,我不知道在中国应该做些什么,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应对同样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挑战。这里有两个最好的表现,首先就是政府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看到在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南非非常支持培训,因为培训带来了就业的机会,而且鼓励员工重新获得培训的机会,比如说他们觉得有一种开源的软件开发出来,他们希望现有的员工进行重新的培训,他们鼓励员工进行重新的培训,给他们各种各样的鼓励。另外一种最好的做法,在全世界我看到最好的做法就是在学校和商业培训机构和大学之间进行合作,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研究生项目是商业培训机构和企业,还有大学之间合作的结果,我们认为在某些市场上,最好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建立合作的关系,在商业的合作单位和大学建立合作的关系。实际上Novell也参加过这样的培训项目,当然我们东软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存在,但是我希望东软能够迅速的发展。
曲向东:谢谢,我们有一个浓缩的互动时间,如果底下的朋友有问题,或者你的看法有可以表达一下。
现场提问:我问一个问题,我听刚刚几位嘉宾都谈到中国的教学制度,假如说中国有这样一个制度,我们存在一个缺陷,这个制度取消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机制来代替这样一个高考制度,像那位女士说的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解决方案,如何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曲向东:这个问题好像更大了。
穆荣平: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大,我也只能用大的东西来回答你。实际上大的话就是文化,按照以前毛泽东同志讲的要改造我们的学习,现在要改造我们的文化,为什么?其实我们现在在大学里,我刚才讲实际上我们谈的很多是变种于高职,单事实上教育文化是从源头,从研究生教育开始的。因为我经常讲现在有的研究生并不是研究生,是大五,大六,还是大学的一种延伸,他自己研究决策地位还没有开始,所以我们要有勇气,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由于这种评价体系导致他不敢碰硬问题,这个问题很多人是做一些工作,属于可发表的工作,而这恰恰是我们产业里需要的东西。另外在惠普里讲公司文化是团队精神,这个属于文化层面的东西。当然,文化层面的东西非常大,也不是一天两天,绝对不是速效救心丸,需要一个过程。从社会的发展来讲,利益相关者能共享这个利益,能够公担风险,也就是说企业和大学研究机构能够有一定的互相之前往前跨越,这样的话能够从合作中得到收益,也就是说他本身是要互相之间承担风险。另外政府作为一个裁判,他应该提供更多的服务也好,支持也好,能够分担这个社会成员发展的成本,因为本身财政收入是取之于民,还还之于民,还是用之于民,简单只能这么说。
张树新:补充一下,其实刚才讲解决方案,我觉得中国的软件学院在中国教育已经算是创新之举了,其实有几种教学和培训在中国的教育里面都是有创新的,一个是外语教学,其实新东方就是制造了一个奇迹,但实际上还是应需求而产生的。比如说软件学院,其实也是市场化的产物,随着还在现行的教育体系里。比如说中国MBA和EMBA,这三种教育都有特点,就是教育驱动。其实软件学院能不能再往前走一点,我们其实从当时教育部设计软件学院这样一个体系,就是产学互动的一个实验品,所以才能够有很多关于招生,关于学费方方面面特别的照顾,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观察到一方面是企业本身跟软件学院的互动还不够,虽然我们有很多讲座,东软背靠企业资源做的是很好,但是除了东软有没有其他的企业,或者泛IT企业,IT企业不止是大家理解的计算机工程概念,其实关系到中国下一代竞争力,所有的地方都会有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如果我们的师资实在没有办法沿袭传统大学的教育资源,其实企业内部有很大的字母,但是这个资源是不是软件学院自己往前走一步,真正设置一些学科课程,是跟社会和实践更加接口的。就像我说实训课程,或者是类似达内公司这样的事情,实际上软件学院都可以做的,为什么不可以呢?当然这种课程的设置要求创新,要求非常多新的创造力,他不完全是一个原有课程,我们学JAVA现成课本,你可能课本、课件都要重新设计,这恰巧是这个行业未来走向。如果我们都往前都一步,我是做企业的,我们做风险投资,投了很多的公司,由于今天中国的企业竞争环境非常残酷,企业竞争很激烈,企业很难花出时间和资源培养人才,你往前走一步,找到一个有接口的项目,很多企业是愿意接受的,他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有需求,谁都没往前走一步,希望我们像西方一样,是企业主动到企业设奖学金,到企业提供教学资源,我想我们还有点早,也许当中国IT企业竞争不这么惨烈情况会好很多,今天大量的IT企业到学校设奖学金只是为了一个名字,而不完全是为他未来人力资源培养考虑,我相信如果学校往前都走一步,那情况会好很多。谢谢。
俞瑞钊:我也跳出高职说大教,因为涉及到很多问题。邓小平有一句话,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大中国的大学当然可以执行现代大学制度,所以我是很有信心的,问题是有要有规划的。比如说我是50年代考大学的,我们没有突击,我们题目比现在容易得多,大家都是平常的心在那准备,考试前一个月照样游西湖,他也出了很多的人才,为什么到了现在的程度,也是可以研究的,中国的文化本来不是这样,为什么现在是这样,这关键是需要有一个战略的规划,再加上战略的执行,这些事情是可以解决的。
再讲到高层次,我到美国去过五次,人家的博士生水平确实比我们高,这些问题都是明摆着的,这些问题解决也是一个全球性的,为什么会这样,他们非常严格,他们非常的诚信,所以教育的诚信也好,知识产权问题也好,研究生水平也好,教授制度严格的执行也好,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我是有信心的,只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合作,想一个办法下定决心我觉得一定能解决。谢谢。
曲向东:大问题引出大的答案,充满着信心。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哪位朋友还有问题。
现场提问:我是来自一个美国的公司,所以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讲我有两个观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最近我去了北京的一所顶级的大学,参与了招聘,我们看到他们的学生技术水平很高,但是我们感到失望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人的行为方式我们感到非常的失望,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知道你的强项是什么,你的机会是什么,你的弱项是什么。我想这是对于教育系统的一个观点,除了技术之外,除了有效的培训,除了课程的设置与我们企业越来越近,除此之外我们必须要教育我们的学生要自信,而且要知道他们自己的实力在哪里,所以在企业内作为一个候选者,他们应该准备好承担这个工作,不是说他们完全准备好,而是作为一个候选人在介绍你的自己的时候,你要告诉你的应聘单位,你对这个工作你已经准备好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大家都已经注意到有很多非常著名的企业,他们现在已经在支持教育,体制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希望能够更多把这个企业和大学更好的结合起来,对教育体制来说,我认为教育体制应该更加的积极,更加的主动一点,因为他们有资金,他们有资源,他们愿意那么做,但是他们希望教育部门应该更主动一点,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第一个因为我是做人力资源的同事,第一个观察我觉得学生除了要有职业的技能,还应该具备做人很好的素质,当他面试的时候,他可以以我有职业技能,同时我有很好的素质。第二个,我觉得教育系统能够担负更积极主动的角色,而不是说更多的希望这个企业去做这样的事情,帮助教育产学互动,我觉得教育应该起主动者的角色。
曲向东:我想这是她的一个观察,就她的观察几位能不能有一个评论。
张树新:回到做人的问题还复杂,我们现在的大学生都是独生子女,这个自信是这样,因为我们有几家投资的企业,他们说特别招大学毕业生,说他们叫草莓派,抗压能力很差,所以这个自信是不是只是表面的那点东西,因为其实独生子女家庭把他跟社会隔离比较远的,到了学校里其实跟社会又隔离开了,去工作突然就是社会,所有的压力和对社会的感知扑面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的孩子不错。今天大量学计算机的人他们宁可在网上跟计算机交流,他也不跟人交流,所以这个学校里怎么多设计一些项目,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能够确确实实让孩子们体会到社会是由人构成的,由人构成中每个人的角色,协调、沟通、宽容、容忍,非常多的个性品质是你工作中要具备的。我有一次我跟我女儿聊天,说你念过中国的学校,也念过美国的学校,她说最大的差别是美国学校教我怎么做人,他们大量的时间并不是教知识,当然她不想回来她讲的很反叛。她说我在法国学校我有选择,我在这里没有选择,你有选择你才有自信,你才会觉得这是我要做,所以我要承担。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今天的教育体系在这点上挑战很大。我母亲是一个教师出身,她到今天为止跟我讲话还说你应该怎么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同几千年来,从孔子开始,我们教育体系就是这样设立的,我们要应对信息化,应对改变行业的挑战,这个系统工程太大了,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具体的问题做起。
俞瑞钊:我本人完全同意她刚才发表的想法,因为从我高职学校来看,我注意发现我们的学生主要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现在所谓的情商,就是自我控制和自我承受能力就是差。他自我控制能专心下来学可以学的很好,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第二个我也有深有体会,确实怎么做人,我说我们高职学生技术能力差一些,但是人为能力好一点,但是认真,勤奋会有人要他的,如果这个都没有人弄他就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人文素质也好,做人也好非常重要,这比在浙江大学体会还要深,所以这是我们所有高职老师需要注意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方向性的问题。
曲向东:谢谢,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的讨论只能到这里。我想起中午的时候有一个东软软件学生记者采访问我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抹平产业界和学校的鸿沟,我说这个鸿沟永远抹不平,如果抹平这个社会就不会往前前进了,生产实践永远是产生在教育中,做人的道理是恒定的,像张女士讲美国的学校做人,但是生产实践像我们软件学院教的很多课程肯定要落后于生产实践,关于在于怎么样缩小这个鸿沟,所以我想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个认真的看法,学校和企业界其实要把它当做一个机会,利用这个机会给自己创造更多的价值,而学生实际上也是要利用这次机会,如果是抹平了,你跟别人一样走过去就显不出优秀了。恰恰有这个鸿沟,你快速的踏过这个鸿沟你就更优秀。非常感谢各位参加我们这次讨论,也非常感谢场上的各位专家,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进行高峰对方的专家,围绕今天的主题为我们展示精采的观点,各位来宾,今天关于产学互动,提升IT人职业竞争力的探讨为我们今后的产业及教育发展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们相信,IT产业在政府、高校、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在人才大力驱动下将实现更大跨越式发展,现在我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2006国际IT人才教育培训高峰论坛圆满结束。明年再见,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韩建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