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连能否再次起跳？
大连软件一夜成名，国内外各地的官员、软件园的代表团纷至沓来取经，大连软件园为什么成功了？大连人给出的回答是“官助民办”。
此外，他们还自信地说了句：大连模式无法复制。
推着政府往前跑
从辽宁省副省长任上调回大连做市长的夏德仁告诉本刊记者：“大连的政策各地软件园可以学，外包业务他们也可以学，但‘官助民办’的方式其他地方学不了！”眼下，“官助民办”成了大连上至市长，下到软交会接待处办事员的口头禅。
“企业最能做的事，政府不做。企业做不了的事，政府做。”栾庆伟这样诠释“官助民办”模式的本质。在他看来，在软件产业链里，政府解除了瓶颈，其他链条就会自动生长，“这就是做环境。”栾庆伟说。
“我们是在推着政府往前跑。”软件园的一位管理人员表示。软件园搜集企业的需求、难处，属于环境的、瓶颈的，推着政府来做。大连市信息产业局的一位公务员说：“我们就是做服务的，不改变观念你就跟不上形势。”
比如，国外发包企业很在乎接包企业的资质，他们比较重视CMM认证，而国内软件公司大多是中小企业，根本不可能拿几十万元来做CMM认证。对此，大连市财政局、科技局、信产局拨出专项经费，来支持企业做认证。截至2005年底，大连已有17家企业通过CMM5评估。其中CMMI5级4家，CMM5级4家，这走在全国前列。如果政府不支持，小企业不太愿意掏这些钱。”栾庆伟说。
遭遇人才危机
对于“官助民办”模式，刘积仁觉得大连政府初期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软件环境的搭建，政府是个积极的倡导者角色。而对目前的大连来说，政府在逐渐弱化自己直接参与的角色。但是对企业而言，大连政府对产业环境建设欠旧账太多，现在既然城市经济明显好转，大连应该加大后续投入。他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大连占中国对日外包的近半市场，但中国的对日外包只占其1％左右。大连软件成名的外包已由业务流程外包发展到软件项目外包。”
“大连软件园目前仅扮演‘成本中心’的角色，‘外包中心’还算不上，也就是海辉和华信两家上规模的公司在做。”一位外包企业高层直言不讳。而对于普通员工来说，他所在的“成本中心公司”只是母公司的一个业务部门。不断重复完成母公司交给的同样工作，“成本中心公司”很难开拓新业务，由于发展空间受限，公司很难留住中高层人才。
大连开发人员的工资水平平均偏低，只有北京的一半，上海的三分之二，对企业的优势这时候成了招聘短处。
大连软件人才的现状是，就这么些开发人员，公司间挖来挖去，缺人的症状没有得到半点缓解。“面临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几乎束手无策，”新加坡博涵公司总经理刘奇好对大连一段时间内的开发人员危机有痛苦回忆，“IBM、通用等开发人员需要量大的公司进入软件园后，人才争夺更加激烈。”
目前，大连的四家软件院校每年的毕业生已远远不能满足企业需要。去年大连软件园与IBM合作的大型机培训，200多名学员还没毕业就被企业一抢而空。
毕博全球开发中心中国总经理徐雄介绍：“2002年初的时候，大连的人才成本优势还比较大，现在，合适的人才不好找，价格也比四年以前上涨了2倍。”毕博2004年在大连成立全球支持中心，之前在印度也遇到了人才紧缺的问题。
伴随着解决开发人才缺乏问题，工资的提升压力也浮现出来。随着软件园发展，园区住房的每平方米均价由2千多元蹿升到5千多元，而开发人员的工资水平增幅相应小得多。
所以，现在的“软件市长”不再去日本招商了，一方面是因为来的日本企业多得接待不过来，二是他首要做的工作是去外面招开发人员。2005年8月16日，由夏德仁、戴玉林带队的大连招聘团跑完北京去上海，离开东京、大阪，远赴旧金山、多伦多。
“英雄莫问出处，只要是人才，大连就欢迎你。回家吧，中国留学生。”戴玉林见到海外留学生时极富煽情的话代表了大连对人才的渴望。而在2006年的软交会开幕式上，夏德仁如此开场：“我要给各位企业家道歉，大连没有给你们提供足够的软件人才。”
大连上下高层都意识到了软件人才短缺和薪酬低下给软件产业带来的掣肘，他们正在按部就班地解决问题。
据知情人士透露，大连软件园和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将达成合作，双方可能以各持股50%，成立总股本5000万元的合资公司，共同建立相关配套措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开展服务外包，缓解大连的人才紧缺。而近期，一个面向全国招生的大型实训基地马上就要启动。
能否扔掉“蓝领”旧帽子
栾庆伟认为大连是幸运的，三任领导班子（薄熙来和夏德仁、李永金和戴玉林、夏德仁和戴玉林）都支持软件园发展，而刘积仁认为大连软件成功的原因还包括：大连没有理会别人说三道四，有单子，抓住了先做，但是做外包是做不出核心技术的，拿不到利润高的部分。
大连瞄准软件外包，就是先要做中国的软件蓝领工厂，大连已经实现了这一战略规划，但是他们能否最终摆脱低层次的外包处境，实现面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
做外包挣的是“血汗钱”，虽然外包只是大连现代高技术公司总经理罗宁的小块收入，但他不愿意放弃外包业务。罗宁也不愿意继续扩大外包业务，他解释说人多了成本涨得更快，没有做头。
“外包是做一单算一单，软件的本质是拷贝，这样才会有高利润。”刘积仁和夏德仁现在不会同意罗宁的观点。他们主张只有规模大了，才有和别人对话的资格。刘积仁反对关起门来的自主创新，在国际分工越来越细，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这种创新就是创造孤独！”刘积仁说。
面对外包缺乏自主创新的质问，夏德仁回应说，中国的家电业开始也是给别人打工，从引进外资企业和我们合作开始，然后慢慢开拓国际市场。比如海尔、长虹现在的国际竞争力已经很强。“这样的发展道路给我一个启示：中国的软件产业，如果真正想拥有国际竞争力，必须先给别人打工，然后培养起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再慢慢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关起门来搞开发，很难做成功。”夏德仁说。
但是打工容易做老板难，“慢慢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并不像说的那么简单。大连软件想要竖起发展的新里程碑，还要一批有魄力有胆识的人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未来的大连软件
事实上，大连的软件产业也正在努力向前探索。按照大连市规划，5年内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将成为大连第一大产业，让大连力争成为新的“世界办公室”。
基于此，为进一步扩大软件产业规模，大连市政府在2003年启动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建设，大连软件园二期作为核心项目已经率先启动。大连软件园二期工程规划总投资愈150亿元，将遵循“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的原则，重点建设软件开发区、技术研发区、信息服务区、教育培训区和大型企业专属园区等产业区，并按照国际水准建设公共服务区、通信技术服务区、商务会展区、高档住宅区和滨海休闲公园等配套服务区。
而作为具体推进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的建设，2005年2月，大连又与新加坡贸工部裕廊集团旗下腾飞公司建“腾飞软件园”，以积极跟进国际IT市场变化，优化信息服务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在软件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中发挥已有优势，争取涉足更大市场空间和更高技术层面，壮大产业规模，建设以人力资源为导向的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成为东北地区在信息服务方面最好的城市。大连市预计，到2012年，大连市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总产值将达到800亿元至1000亿元，其中软件出口35亿美元，总产值占大连市GDP的1/6左右。
当然，大连内部对大连软件的未来也不全是一片赞美之声。不仅仅针对外包，大连发展软件的战略思路也有被质疑的声音发出。对此，夏德仁的解答很干脆：目前各地工业发展速度很快，但很容易导致一种产品低水平发展、能源高消耗这样一个问题。现在钢材、电解铝等很多行业发展很快，电力紧张、煤炭紧张、能源紧张，这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事实。有一点是非常现实的，就是中国能源的人均消费量是发达国家的4倍。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连也上马钢厂、汽车厂，或其他装备制造业，夏德仁担心大连很容易再重蹈低水平投入、高浪费的覆辙。
因此，夏德仁认为大连应该对软件产业应有一个新的认识，在大连人所作的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方案中，把软件产业作为所有产业中的第二大产业。
“大连试图通过发展软件产业和信息服务业，能够走一条低消耗、无污染、高产出、高科技密度、高信息密度的产业道路。如果大连能够在软件产业方面走出一条道路，那么对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无疑是提供了一个借鉴，大连想做一个探索。”夏德仁说。
不知道是软件外包成就了印度的班加罗尔，还是班加罗尔让软件外包受到了全球产业界重视，两者之间紧密的承接关系已无法剥离。这等同于大连与软件外包的关系，并且大连已经走上发展软件外包之正轨，打造出一条不同于班加罗尔的新型外包之路。
不过，客观而言，虽然托玛斯·弗里德曼把大连称为“中国的班加罗尔”，但大连无论是产业环境、外包实力，还是外包收益都无法望印度城市之项背。面对班加罗尔的持续大踏步前进，大连能迎头赶上吗？
(责任编辑：韩建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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