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创业家 文｜黄亚生

　　中国政府应该给国民发钱，发钱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对过去税率过高的一个修整

　　“家电下乡”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运动，从政府的目的来讲肯定是刺激消费。但是“家电下乡”也好，购物券发放也好，它背后都有一个政府的逻辑，那就是让大家少储蓄，多花钱，这基于政府的假设，那就是中国民间的储蓄率太高了。

　　在谈刺激消费政策的这两年，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我经常会听到中国的官员们以及经济研究者会大谈特谈“中国储蓄率过高”的问题，每每此时，我都哭笑不得。在上期专栏中我们已经谈到“中国储蓄率过高”，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假设，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中国设计这些刺激内需政策方案有致命的缺陷，因为这个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

　　解决收入问题和解决储蓄率问题是需要采取不同政策措施的。现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建立社保体系、促销等等，我觉得无可非议。不管是对现在经济碰到的问题还是没有碰到的问题，早就应该建立社保体系。但现在在中国建立社保体系好像变成了刺激经济的方案之一，我觉得这让人感觉很可悲，事实上这是中国过去二十年的一个失误。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增加这么快，但是社会保障体系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欠债”。

　　希望通过建立社保体系促进社会经济增长，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如果是储蓄率过高，这么做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如果家庭储蓄率并不是那么高，这么做对宏观经济的增长促进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觉得现在首要考虑的是怎么来增加居民的收入，农民也好，普通市民也好，我觉得首先应该减少税率，降低税率。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都太高了。

　　降低税率有两个办法，这两个办法应该同时采用：

　　第一，中国政府应该发钱。发钱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对过去税率过高的一个修整。政府把一部分税钱返回给老百姓，也就是承认自己过去收费收得太多了。

　　第二，把将来的税率降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还有增值税也应该降低。

　　比较起现在这种投资措施，把钱返还给老百姓更透明，更能减少腐败。比如说，政府宣布发给每一个家庭或者每一个人多少多少钱，制定非常明确的公开的目标。如果我拿着身份证去领钱，领不到那些钱，我肯定知道这里头有腐败。

　　另外，我觉得最低收入标准可以大规模提高，退休职工的退休金也应该提高。有人担忧，说提高了最低保障标准和退休金，很可能提高的这部分会成为储蓄，没被用作消费，不能拉动GDP，他们因此认为，与其提高中国人的收入，还不如提高投资率、投资的速度。 我一直反对崇尚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这种思维方式，而且现在中国产能大规模过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即使提高的这部分收入都用作消费，主要的作用也是降低库存，对GDP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这些库存是过去的，是过去的GDP，统计数字已经被计算过 了。

　　而从政治角度来讲，我觉得中国现在主要的问题不在于“保八”，而是保持政治稳定，提高的那部分收入会被储蓄还是被消费，没有必要过多介意。因为政治稳定主要是跟收入增加挂钩的，而不是跟消费挂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应该更多考虑藏富于民。（详见《创业家》杂志第7期）

　　（作者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