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产学研结合是自主创新关键
下面进行互动环节,邀请对话嘉宾:SYBASE软件中国区总裁俞伟强先生;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文京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局总经济师战超先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先生;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主任梅萌先生。
下面进入接下来的对话,对话的主题就是新型政产学研结合是自主创新的关键环节。我们都知道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建设创新型区域这是根本的出路,这些根本的根本是新型的政产学研关系,这个话题首先是大家认可,如果认可的话,是什么关系,这是我们重要的内容。 希望在这轮话题讨论当中,各位专家、学者、企业家能够给我们很好的指点。首先请企业家,体现政府以企业为主体,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文京先生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发言。大家欢迎!
王文京:刚才于区长把我们区政府研究的中关村创新发展的模型简要的介绍了一下,我昨天也认真地读了这个模型,我认为这个模型首先表明地方政府在引导和规划一个地区的经济和产业发展上,进了另外一个更高的水平,我们用更深的理论和模型来指导我们的区域经济的规划、发展以及相关的产业发展环境的建设。我想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对中关村的发展,确实是就像前面几位领导所讲的,它就是一个创新发展的过程,几年前我也总结过一下,中关村的发展有三个阶段,三部曲,用友是1988年在中关村建立的,基本上经历了中关村从正式建立园区到后面发展整个过程。中关村的初始创新从80年左右开始,正式建立园区是1988年,到现在是18年的时间,我个人的看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我把它叫做中关村发展的三部曲。
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那个时候主要的创新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当时是打破原有的制度限制,很多人从原来的体制里走出来,创办新型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在这样的创新背景下,使得一批企业比较快速地发展起来,那个时候很多公司都还是区域性的公司,比如在北京地区,在华北地区很有影响力,当时的产业中心是在中关村的电子一条街,那个时候产业的基地的形象是每个公司有几间房。
第二个阶段到90年代是第二个台阶,这个阶段的核心是产业化,一批公司在各自所选择的领域里都成为全国性最大的公司,像联想、方正,像用友在财务管理软件上。产业的中心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北移到上地。这个时候公司基地的形象,一个公司差不多有自己一幢楼。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关村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核心是国际化,准确地说就是各个企业要建立它的国际竞争力,因为光做到国内领先已经不够了,无论是中国市场还是海外市场,都是全球的国际竞争,这个时候要求中关村的企业必须建立起国际竞争力。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很清醒地看到中关村有一些世界级的公司在中关村出现了。这是中关村第三跳也是第三个台阶,也是很关键的,如果中关村这个地区不能够有一批自己的公司起来,不能够形成一个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高科技园区,中关村的前途是堪忧的。
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看到产业重心又往北移,从上地继续往北移动,特别是北清路两侧,这个时候很多的公司从一幢楼开始,有自己的独立的产业园,将近20年时间,三个台阶,这基本上中关村高科技产业将近20年发展的轨迹。去研究探讨政产学研,在这样的背景下去设计,也是很有意义的。我先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
于军:谢谢王文京先生。这个对话大家先有三五分钟的自我发言,我们可以跟各位嘉宾互动一下,大家台上台下一起讨论。下面请SYBASE软件中国区总裁俞伟强先生做一个发言。
俞伟强:我非常感谢有机会参加这个论坛。首先我觉得创新是一个非常有代表的东西,也是时间代价和金钱代价。在整个创新里,应该有一个分工合作,大家应该有不同的角色在里面。而且我认为如果要在这么高的代价里,应该相应有一个定位,到底我这个定位是什么样的。如果从政府角度来说,政府应该比较了解国家发展,技术上的发展,我相信政府应该起引导性的作用,引导一下,在技术上,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国家需要什么样的科技发展,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环节,在政府来说,大力配合或者辅助一些企业,因为很多创新者都是有技术优势,没有经营经验。从企业看创新,一般看两年到三年的市场到底怎么发展,我也觉得创新不是一次性的东西,创新是不断发展的东西,举个例子,SYBASE在1984年成立的时候,当时是以数据为发展创新的目标,当时我发展的数据库到移动数据,到后来讲的数据平台,数据整合,这都是有很多很长时间的创新在里面,而且有一个定位在里面,不是说我们的创新今天搞搞A,明天搞搞B,后天搞搞C就成功了,在科研来说,一般会比较长线一点,可能会在架构上的科研创新比较多一点。这可能是五年、十年。这些创新都是很需要时间和资金投进去,才能够成熟,才能够培养起来,而且往往你可以看到创新有可能是十个项目里只有两个、三个成功,但
是这两个、三个成功,有可能带来很大的财富,也可能带来很大的突破。我的看法是大家一定要好好定位在里面,想好自己应该走哪些方面。在企业来说,一般会关注市场需求什么,我们应该往需求上怎么去创新。在科研单位里在架构上,比如在宽带上面,我们需要更宽的传输率,各方面的发展,大家需要一个分工配合,几方面集合在一起,就能够把一些架构技术和应用技术和整合推广市场里能够整合起来,这样的话我相信整个创新会实现起来,不然的话有很多事情会浪费掉。我就简单讲一讲我的概念。谢谢大家。
于军:非常感谢俞伟强总裁提得高见。下面请中国最大的科研单位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局总经济师战超先生,战超先生有丰富的经历。请您提一提高见。
战超: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研讨会,中国科学院在很早就开始做科研和产学的结合工作,从80年代就开始做转化工作,90年代国家经贸委、教育部联合发起产学研活动。从96年到2005年共实现技术转移和产业的合作大概四千多项,2005年参加统计的2000多个合作项目依然在发挥着它的作用,这为企业实现销售收入有400多个亿。另外一个形式是中关村的技术成果产出以后,与投资商合作,以技术入股的形式诞生的企业现在有400多家,实现销售收入一多亿。回顾中科院产学研结合的工作,经历了三个时期,在80年代就开始积极地参与中关村的电子一条街,当时是以科研人员离开科研院落创办企业为主,到90年代转变为技术成果的转移转化为主一直到2002年左右。从这以后,我们进入第三个时期就是以联合合作为主,以前的科研成果转化就是在科研立项到成果产出以后再考虑转移转化的问题,我们发现这个方式转移转化率并不高,转移的技术并不成熟,效果并不太好。联合合作的意思就是在科研立项和科研过程中就要和企业,就要和产业界合作,帮助企业通过科研的形式,一方面是产出科研成果,另一方面能够帮助企业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
在产学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几方面:一个方面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定位到底是什么,这个衔接关系并没有衔接得很好,科研成果出来以后,到企业或者到产业界能够产生积极效益,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第二个问题无论是从研究机构来看还是从企业来看,自主创新的能力应该说还是不够。现在科研人员做得工作和企业的技术工作衔接不太够,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科研人员开发的技术不够成熟,另一方面有可能是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够,在接收这样不成熟的技术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第三个方面还有一些政策、体制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并不是一个技术的转移,这个过程应该是能够提高能力,提高能力就牵涉到人的转移问题,但是在人的转移问题现在有政策方面的问题。中关村目前在十一五期间非常重视产学研结合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在国家创新体系里
提到要建五个体系,现在叫大学和科研机构知识创新体系,企业为主体是技术创新体系还有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和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我们现在提出知识创新体系,在这样的体系里和技术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要紧密地结合。希望能够实现科技作为引领和骨干作用能够促进区域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于军:非常感谢战超先生。下面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教授讲一讲他的高见。
薛澜:谢谢,清华大学已经不是最大的大学之一,现在全国有很多规模非常大的,七八万人都有。
于军:中关村有一个学校最大的,说是新东方,同时在校是30万人。
薛澜: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探讨这个问题。今天主要谈两个问题,为什么政产学研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从8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人探讨这个问题,到现在20年之后还在谈这个问题。本质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鼓励创新为目的的政产学研是非常困难的,本身有天生的障碍,从经济上讲叫市场失灵。刚才于主任也提到了在创新过程中有分工,有分工就有合作,分工的话可能是高校在研究和培养人做一些工作,研究机构在研究方面,企业方面在实现经济利益方面。有合作的话,正常的市场交易,市场条件下,事务性的交易很容易实现。但是创新的话,需要大量的知识交易,知识交易就存在一个信息不对称,我现在是学校有一个非常好的创新,要卖给俞总和王总,说拿这个去能挣很多钱,我说要一千万,肯定俞总和王总不会轻易接受这个东西,但是把这个东西说得很清楚,俞总说不用买我的,他们自己可以生产了。这就存在互相之间信息部对称,这种缺陷是内在的,市场失灵。正因为这样,这不仅仅在中国,在所有的地方,在这方面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谈怎么样促进政产学研本质上就是怎么样克服市场失灵。
今天于区长谈到创新成熟度的模型,也提到了这种模式的转变,可能中关村面临着在政产学研模式是不是也确实着面临一种转变,我从创新主体角度来看。第一代模型就是讲得是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政产学研一个特点是从合到分。第一代高新技术企业在中关村很多都是从高校、科研机构分出来。这个时候很多人是带着在研究机构得出的研究成果,想办法去成立一个企业,这个时候跟它的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要成立真正的创新主体,需要捋清这个关系,摆脱原有的高校特点或者研究机构的特点的束缚,真正成为一个企业,按照企业的模式去运作,这个时候是从合到分。经过这些年的培育,中关村环境的培育,逐渐实现了母体的管理上的分离,也理清了产学的关系,但同时它与母体,原来的研究机构和大学有着千丝万缕,非正式的联系,这些企业应该来讲发展得很好。
现在到了一个阶段要实现第二代模式,第二代模式就是刚才于区长讲的优势的聚合,这是从分到合。中关村真正要想成为世界级的,有很多世界级的企业,可能需要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企业,原来研究机构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到中关村落户,互相之间有竞争,有合作,这个时候还是需要与各种各样的研究机构,包括跟不同企业要建立密切的联系。中关村考虑怎么样给企业之间建立交流合作提供更好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空间环境,也包括制度环境空间环境就是科技园提供很好的空间,让企业在一起,有充分交流、合作的机会。制度环境就是怎么样给企业提供更多的信息,怎么样更好地降低这个成本,使得合作风险更小,真正地更容易合作。怎么样把空间的环境和制度的环境有效地结合起来,这可能是下一步面临的挑战。
最后想讲一个小故事,作为我发言的结束。今年我到斯坦福大学开会,清木先生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车,要带我在斯坦福校园里转一转。我们就路过硅谷就发现有一栋很高的楼,硅谷都是小平房,很多高科技企业虽然名声很大,但是环境很好,都是小平房,有一栋很高,我问他这是什么楼,他说这是律师楼。硅谷有很多高科技企业,知识产权是大问题,美国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很多律师事务所都是给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去提供律师服务的。清木先生跟我讲,当时建这个楼,有意识把这个楼建得很高,目的是就是增加不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之间的电梯时间,也就是增加他们在上下电梯之间互相认识,互相交流的时间。这样降低交易成本,换句话说,很多知识产权的交易,最后大家就不用去上官司,上法庭,最后打官司两败俱伤,很多情况下,不同公司的律师们之间由于增加了交流机会,可能私下就和解了,降低了交易成本,这点就是空间环境和制度环境相结合很好的例子。
(责任编辑: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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